我1916年生于镇江东乡的大港西街。我家世代传承中医事业，到我已有十几代了。上私塾时除读四书五经外，我十三岁即兼学中医基础、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十六岁开始随父亲临症。抗战时期，在丹徒区高桥乡行医，当时连年兵燹，农民生活困苦，卫生条件差。有一年恶性疟疾大流行，病倒的人几乎挨门逐户，想着治病救人的职责，我走村窜户，目无暇咎，连续工作，将该乡十数里范围内的患者大部分治愈。看到那么多同乡因为我的工作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坚定了我一辈子从医的信念。
解放后我参加了联合诊所，1956年到丹徒县血吸虫病防治站（现改为丹徒区卫生监督所）工作。，因工作需要，我担任晚期血吸虫病治疗组组长，和同事们风雨无阻，足迹踏遍全县二十一个乡镇，三千多个生产队。当时的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由于不会骑车，一天走几十里路是常事。曾请人刻过一枚闲章“行脚生涯三十年”，纪念其中的甘苦。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疾病，“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晚期病人有了肝脾损害，产生腹水，丧失劳动能力，进而危及生命，需要集中住院治疗，才有康复的希望。而在农村受条件限制，只能因陋就简。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找到学校或空置的房屋，布置一些病床，乡村血吸虫病治疗室就成立了。治疗这样的慢性病，既需要医术、更需要耐心和细心，医生必须与病人同吃同住，随时观察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措施，有时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趟。令我欣慰的是，在我们的精心治疗下，不少危重病人恢复了健康，重新投身生产劳动中。如江心乡五墩子村十五队的陶良国，17岁患晚期血吸虫病，已形销骨立，腹水膨隆，经过治疗，腹水消退，逐渐康复。1990年回访时，见到的他家庭幸福，有一子，本人做船工，可见能担负较强体力劳动。潘成启是同乡五套村十六队人，16岁患晚期血吸虫病，肝脾肿大、腹水，经过治疗，亦已康复，亦为船工，生育二女。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两位患者就诊前（1965年）腹部膨隆瘦弱不堪的样子有照片作为资料保存着，1990年回访时又见到他们，脸上洋溢着健康和幸福，真正是以欢笑代替了愁苦。当时也请人摄影留念。这也是贯彻党中央、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伟大号召的实际行动，当年在高桥、世业、江心等乡镇，提到我的名字，很少有不知道的，这也是值得我一辈子欣慰的事。晚期血吸虫病中医称‘臌胀’，俗说‘瘫痨臌膈，妙药难医’。五十年代，西医对此也束手无策，我和同人知难而进，潜心探索，经过多年努力，总结出‘西药利尿，中药扶正，扶正治本，逐水治标’的一整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总结出十数篇论文在报刊发表，为发掘和弘扬祖国医学作出了贡献。
对待病人，我能做到一个医生的本分，尽心尽力，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们。一天傍晚，一位安徽农民叩门求医，诊脉处方完毕，这位不好意思，嗫嚅着说：由于难得出门，路不熟，误了火车，又走了冤枉路，今晚再住旅馆，明天回去路费就成问题。我当即和家里人商量，是否加一床被子，和他同眠，说：以前在治疗组，都和病人同住，就是没同榻，这个人不是传染病，同榻无妨。家人总觉不便，最后我儿子陪他找到旅馆，帮他付了住宿费。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因办事认真，工作踏实，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工作中，深得领导和群众的好评，多次被评为省、市、县级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1958年曾出席全国农业卫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毛主席去世后又作为代表受邀赴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这些崇高的荣誉既是对以往工作的肯定，也激励着我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努力。
也由于工作需要，我71岁才退休。退休后，为发挥余热，继续服务病人，我接受镇江市中医院聘请，担任专家门诊的工作。一直到2009年4月1日，由于年老有病，才离开钟爱的工作岗位，其时已是94岁高龄了。在发挥余热的23年中，本着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一如既往，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保持在职时早上班、迟下班的习惯。一般提早半小时上班，推迟1小时左右下班。尽量满足广大患者的求诊要求。有些病人病情比较复杂，顾虑重重，揣揣不安，皆和颜悦色的详细解答，讲解调摄养生的方法。除了处方用药外，常叮咛患者：饮食得当可以少走弯路，提早康复。其间，我接受镇江市电台和《镇江日报》、《京江晚报》等媒体多次采访，将中医养生的经验和做法向广大读者普及，收到良好反响。
在繁忙工作的同时，医院分配让带教实习生，我总是耐心细致地讲解，在医院没时间就叫他们到家里去，为让他们多有收获，宁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譬如：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实习生李东方，平时学习比较努力，不懂就问，常常到我家里探讨学问，一待2、3个小时，家里人有点不高兴，怕耽误我休息，我觉得难得有这点钻研精神，说服了家人，一心一意的为他讲解，虽然觉得疲劳，但也很高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李后来上了研究生，仍然经常打电话或写信，保持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