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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育培

发布时间:2013-07-02 来源: 作者:

 

我于1927年4月27日出生,男,大学文化,原扬州市农工民主党副主委,市政协、广陵区政协常委,原苏北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
1950年,我从上海市震旦大学口腔系毕业。在上海广慈医院实习期间,江苏省苏北行署卫生处在我所在院校聘请医师去扬州市工作,单位为苏北人民医院,岗位是口腔科医师。当时,同学们普遍认为苏北太艰苦,落后于苏南,因此都不愿意去应聘。但是,我经慎重考虑后,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聘请,从此在扬州扎根,为我所钟爱的口腔医疗卫生事业奋斗了一生。
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热血青年,热爱祖国,渴望着走出校门,用我所学的知识回报社会。解放后,最能激励我的,莫过于为祖国、为民族而献身的英雄们,正是他们的光辉事迹,震撼了我的心灵,直接激励我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从而将我的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贡献给了苏北地区口腔卫生事业。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数十年已悄然而逝。我会省往事,不由得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现将我的个人一生经历作一些简要的汇报。
在那个年代,或许个别同志还有着诸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想法,但我的理想,用我学的知识,更好的到所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考虑到苏北地区急需牙科专业人员,而上海人才济济,理当为苏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因此,我不但自己应聘,还劝说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一起去应聘。当年八月份,我们前往扬州报到。报到后,我的同学看到扬州与上海的差距太大,不愿意就职并返回了上海,我则选择了留下来。
我当时就想,我是一名有志报国的青年,既然已经来了,就要坚持到底,向革命先辈学习,在医疗条件欠缺的地区扎根奉献,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生。上世纪50年代,全国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扬州只有一所苏北人民医院,但也是一缺专业人员、二缺少设备,真可谓一穷二白。报到后,我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医院无牙科设备,只有前国际救济总署留下的一只箱子。我将那只箱子打开后只看到一张军用的牙科铁椅子及一台脚踏牙科牙钻。既然没有条件,那么创造条件也要开展工作。我就用这些简单的设备为牙病患者解除病痛,并且很快得到了患者的认可。工作半年后,单位去上海添置了一套牙科治疗机,然后从南京聘请了一位牙医。数年后,苏北人民医院牙科已发展成本市最负盛誉的牙科。
1966年毛主席的6.26指示将医疗卫生工作放到农村去,我积极地报名参加,获得批准。医院组织四批人员到兴化县各公社,每批25-30人,带齐建院的医疗设备,我被分配到兴化沈伦,从无到有逐步建立沈伦人民医院。我从医院带了一套牙科治疗机,但是农村不仅缺医、缺药,还缺电源,牙科治疗机根本用不了。幸亏,我在去之前就充分估计到农村条件的不足,特地将存放在库房中多年不用的脚踏牙科牙钻一起带下了乡,正是这些十余年不用的设备解决了农村无电的难题。我就用这些简陋的设备将口内、口外、口矫各种业务全面开展起来,将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针对当时兴化交通不便、大部分都是水路、患者就诊不便的难题,我定期进行巡诊,主动上门服务,以解决农村就诊不便的难题。由于我满腔热血地一心扑在工作上,积极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一致好评。各公社的群众知道,沈伦来了扬州苏北医院下放的医师。虽然交通不便,患者还是分批乘船赶来就诊。由于县医院牙科比较薄弱,牙科就显得非常忙碌。农村患者缺牙很多,要求镶假牙的人很多。因此,我白天忙完后晚上还要加班,处理镶牙的技工工作。虽然辛苦,但解决了不少缺牙患者的痛苦。在兴化8年期间,我通过帮传带等形式共为兴化县培养了医师2名、赤脚医生10名,现在他们大部分都成为兴化县牙科的骨干。由于长期高强度工作,我在兴化下放期间,亦落下不少病根,老胃病、失眠一直延续至今,但我永不言悔。我的所有付出都是应当的,更是值得的!
1958年我参加市农工民主党,88年曾任市农工民主党副主委,并担任市政协和广陵区政协常委。在政协会议期间,我积极参政、议政,为政府献言献策多想建议,提案多被采纳、应用。例如,当时江苏省其他各市都有专业的市级口腔医院,唯独扬州市没有市级口腔医院,只有一所城南医院,这不利于全市人民口腔疾病预防及治疗工作开展。经我连续三年提出相应提案,经市政府批准同意,以城南医院为基础,正式挂牌成立扬州市口腔医院。自挂牌建立起,我坚持每周到口腔医院3天坐诊,连续两年,为患者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对年轻的医生们进行业务知识培训指导,以提高他们诊疗技术。以一个普通医疗工作者的身份,为扬州市口腔医院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职期间,我还担任扬州卫校、扬州医专和医学院口腔学教学,将自己多年的医学知识和实践经验倾囊相授。90年代,泰州卫校要建立口腔专业,请我等数人协助及授课,历时3年。现在,第一批学生都升为副主任或主任医师。看到他们的成就,我感到一种由衷的喜悦和欣慰,即便有再多的辛苦和劳累,我也甘之如饴。
90年代退休后,我扔发挥余热,在南京军区干休所继续用我的经验和知识为患者解病痛。
现在,我已经87岁了,正在家安享晚年。我想,我也可以对我的子孙们坦然的说一句:“我的一生过的简单、充实,但却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