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性脑膜炎、乙型脑炎、伤寒、钩端螺旋体……”各种急性传染病，使人谈虎色变。而眼前的葛维方教授是那么慈祥，那么和蔼，脸上挂着真诚的微笑，真难以将她与“传染病恶魔斗士”联系起来。然而在葛维方教授从医的六十余年中，经她手抢救成功的各种传染病患者不计其数，闻之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葛维方教授1922年2月出生于浙江奉化，1951年7月毕业于西北医学院（原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传染病学教研室任助教、住院医师，1959年3月至苏州医学院（现为苏州大学医学部，下同）流行病、传染病教研室工作，历任讲师、主治医师、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
葛维方教授初到苏州医学院时，附属医院没有传染病房，传染病科的教学、医疗、科研借助市传染病院的一角完成，严重影响了医疗、教学、科研以及各级医师的培养。葛维方教授积极参与附属医院传染科和病房的筹建，终于在1964年建立了传染病科及设有30张病床的传染病房。葛维方教授先后任科秘书、教研室副主任、科室副主任（主持行政），负责医疗工作。由于传染科工作的特殊性，新建科室需要制定各种医疗制度，如传染科特有的消毒隔离制度、探视制度、清洁区与污染区的划分、隔离衣、鞋的规格、医疗废弃物处理方法等等都由葛维方教授一一制定完成。1965年传染病科荣获医院模范科室。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葛维方教授多次参加防病治病下乡巡回医疗医疗队，她率领的小分队荣获“三好”小分队。她本人也因在昆山锦溪抢救乙型脑炎病人表现突出，被评为先进个人，受到昆山县表彰。
有一次，葛维方教授下乡归来，在检查出院病历时，发现一名男性伤寒患者尿检有大量红血球，而病人已经出院。葛教授敏锐地察觉病人还有问题未解决，当时没有手机，她立刻写信让病人来院复诊，结果患者尿培养伤寒杆菌生长，肾脏逆行造影肾已出现病变，经外科手术切除发现肾脏已呈纸样薄，这是极为罕见的病例。检查病史时发现的蛛丝马迹，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也充分体现了葛教授深厚的医学造诣、细心负责的医疗作风。由于业务能力强，当时兄弟科室间的会诊，经常点名邀请她参加，周边医院也常请她会诊。
葛维方教授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她主持科室工作期间，每到节假日、星期天，她都会到病区查看重危病人，多年来已形成习惯。有一次，为抢救血吸虫病治疗中的阿——斯综合征患者曾经3天3夜不入睡，因当时没有监护仪，她24小时听诊器不离身，一直守护着病人，直到病人转危为安。
葛维方教授担任苏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教学工作，她不断学习，精心备课，授课生动，内容丰富，她每天查阅资料到深夜，把国内外文献中的新进展穿插进基础理论中，使学生们受益匪浅。
葛维方教授还是个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她曾担纲多项科研项目。不仅自己一丝不苟以身作则，还经常检查课题组人员、技术人员的工作，发现问题，身先士卒加班加点处理。她在《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江苏医药杂志》发表第一作者论文近40篇。她主持的《耐磺胺嘧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研究项目于1963年获二机部科技成果奖；《急性腹泻的病原菌-----胎儿弯曲杆菌的分离鉴定》项目获1982年核工业部科技成果奖；《水溶性水飞蓟宾治疗病毒性肝炎的研究》获国家医药局及江苏省科技成果奖。
葛维方教授为人谦和，没有架子，无论对同事，还是对病人，都十分关心。一次，苏州医学院有一位老师被诊断为鼻咽癌，突受此打击的老师精神恍惚，葛维方教授见到后二话不说，脱下白大衣就把那位老师护送回学校，并且还鼓励他战胜疾病。后来那位老师经过放疗，达到了临床治愈，他还组织了苏州市抗癌协会，每当回忆起这一段经历，都说葛教授最早给了他战胜病魔的力量。葛教授还是位非常有爱心的好医生，当一些患者遇到经济困难时，她多次伸出援助之手。就在我们进行这次采访时，碰到一名患者来偿还多年前葛教授资助的路费，他说：“时间很久了，葛教授对我的帮助，我一直记在心上，当时困难，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一定要还上，并且从心里感谢她。”
苏州医学院和医院曾先后安排葛维方教授进行医德讲座，尽管葛教授谦逊地说她没做什么，但是医德双馨的她，还是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一个好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