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孝颐教授可以说是苏州医疗界神经内科的鼻祖，尽管已至耄耋之年，提起他，认识他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赞誉一番，有的称道他“功底扎实”，有的赞扬他“医术高明”，有的赞许他“体恤病患”，还有的称他是“神经科德高望重最受尊敬的老主任”。
建国初期，国内许多医学院校没有开设神经病学，从事神经科的专科医生很少。1954年，南通医学院建立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不久，孔受天老师便去北京学习，由徐孝颐任代主任，因此建科以后繁重的医疗教学任务便落在他的肩上。当时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有关神经病学的中文资料也很少，徐孝颐便组织编写了《神经病学总论》教材。当时教研组的成员除了孔受天老师和他以外，就只有两个刚毕业的助手，医疗教学全由个人“承包”，看完病人就接着去上课，下了课再回医院带教实习生。那时自己神经科知识也不足，必须自己先学，学会了再教，所以常常自嘲为“批发商”，为了第二天的教学经常要自学到深夜。
1955—1957年，为配合南通专属卫生局负责脊髓灰白质炎的防治工作，徐孝颐被派驻任港病区负责治疗，并在如皋举办脊髓灰白质炎防治培训班，执笔编写《1955年江苏省南通专区急性脊髓灰白质炎流行概况及114例临床分析报告》。
1957年南通医学院迁址苏州成立苏州医学院，在附一院创建神经科，徐孝颐任科主任，是苏州最早、年资最高的神经科医师。数十年间通过教学培训本科室年轻医生和进修医师，在省内和二机部系统（现核工业部）培养了大批神经内科专科医师，指导的多名硕士研究生成为本地区神经科领域拔尖人才。
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和教学工作，徐孝颐主任在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精准的神经系统定位诊断常常受到放射科医师的交口称赞。要知道在CT和核磁共振检查项目还尚未全面普及的年代，临床医师开出的放射学检查单的阳性率和定位准确率是评价一名神经科医师诊疗水平的重要标准。曾有一个在我院诊断为脊髓空洞症的病人被北京某神经专科医院退了回来，说CT检查没有脊髓空洞。该患者认为被误诊了，找到我院来“算账”。徐孝颐主任为病人做了详细地神经系统体格检查，凭借着扎实的神经解剖功底，精确定位出空洞所在的脊髓层面，给病人复查CT证实了空洞的存在，诊断确立，患者和家属心服口服，从而避免了一场医疗纠纷。
八十年代初期，当时的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并不富裕，看病大都自己掏钱。徐孝颐主任总是为病人着想，真正把病人视为亲人，能有国产药便不用进口药，能有便宜的便不用贵的，“只花几块钱就治好了病”常被患者传为佳话，因此他每次的门诊挂号量都是神经科最多的。记得有一位患内耳眩晕的农民，因症状频繁发作无法劳动，家里缺了顶梁柱而生活陷入困境。徐孝颐主任选择了当时最便宜的抗眩晕药，就为患者解决了问题，后来这名患者逢人就夸“徐主任真本事啊，每天只花三分钱就治好了我的病。”
徐孝颐主任认为，看病不仅是给病人开了药就了事了，还应对病人宣教和指导疾病相关知识，避免疾病的加重或再发。神经内科有很多缺乏有效治疗的变性疾病和遗传病，遇到这些情况就应忠告患者及家属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花了冤枉钱。
长期工作在门诊第一线，徐孝颐主任面对每个病人都耐心地询问并记录病史，仔细地体格检查，不论是第一个就诊患者还是最后一个，他都一丝不苟，从不马虎。原本上午半天的专家门诊常常要看到下午一两点，诊室外的护士因为不能准时下班有时会抱怨两句，但自己的亲友要看病，她们都毫不犹豫找徐主任。由于长期不能准时下班和按时吃饭，1983年徐孝颐主任被诊断为胃癌并接受了胃大部切除术，幸好手术非常顺利，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临床工作中。但他仍经常因为不能按时下班而挨饿，老伴看了既着急又心疼，出门时会在他包里放几颗糖，嘱咐他饿了就吃一颗。后来他自己也感觉体力精力都不如以往，上门诊前都会冲一杯咖啡带上，乏了可以提提神。
徐孝颐教授自1955年起在《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等全国性权威杂志发表论文10多篇，在《苏医学报》、《上医学报》、《医师进修杂志》、《中级医刊》等期刊发表论文10多篇，此外还包括指导研究生、进修医师和低年资医师发表的论文。在《现代护理学辞典》中负责编写神经内科和颅神经解剖等相关章节。1981年编写了《神经病学辅导教材》，1983年再版。1982年11月参加重庆全国散发性脑炎座谈会，选送论文5篇全部入选，其中1篇曾安排在主席开幕词后首个大会发言，并参与了诊断标准和分型两个小组工作。1987年受邀参加了苏州农工民主党主办的苏州著名医师门诊。
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中，徐孝颐教授对自己的学生严格要求，还自编了打油诗和对联勉励学生：“勿把辰光都睡去，发奋图强勤读书，为医攸关人性命，精益求精学本领”；“立志为人类做贡献，奋斗给祖国争光荣”！
徐孝颐教授在同行眼中是深受尊敬的前辈，在学生心里是谆谆教导的严师，在患者口中是医术精湛的权威。近50年的从医生涯中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愧为仁心仁术的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