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总人口14.1亿，开始负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趋势加速到来
2022年中国总人口14.12亿，开始负增长，是1949年以来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外，第一次负增长，符合我们在2021年对人口总量的预测结果。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净增204万，2021年总人口141260万人，净增仅48万，创有数据以来新低，2022年总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总量开始见顶回落，进入负增长时期。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14.2亿人，但未实现，过高估计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此外，联合国同样高估中国人口增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调低了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参数，但仍然认为，从2023年起，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大趋势是缓慢上升。中方案生育率参数为：2030年上升到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 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约1.15、2022年已降至不到1.1，处较低水平，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较低，中国人口将陷入持续负增长。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开始，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中方案，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下降至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人口数量和质量共同影响国力，随着人口总量萎缩，将影响中国大市场优势，也将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以及全球竞争力。好在全社会已经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长期保守的计生政策在松动，逐渐转向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内容包括：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强化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函，同意建立由26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国优化生育政策工作。2022年10月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2023年第一期《人口与健康》刊发了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的文章，提出要鼓励地方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负担有效降低。自放开三孩政策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服务，从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根据统计已经有四川省攀枝花市、甘肃省临泽县、湖北省安陆市等十几个城市出台或拟出台生育或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目前看补贴力度仍不足，低于大部分欧洲国家。
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得以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2、 生育率持续下降，“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严峻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 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15，2022年降至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率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1.3，2021年已降至1.15，2022年不到1.1（按照出生人口每年956万计算）。从国际比较看，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法国、美国、巴西、英国、德国、日本分别为1.79、1.66、1.64、1.56、1.53、1.3，中国总和生育率全球倒数。为什么不生？现阶段低生育率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驱动转变，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首先，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第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推迟至28.7岁。第二，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第三，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不孕不育率为12%-18%。其次，生育观念改变也使得生育率趋于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与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把生育作为必然选择。70、80后生育观念保守，认为生育是必然选择，但现在90后、00后更加追求自我满足，不愿意过早被生育束缚，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被困在家中，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并且，由于社保体系的完善，社会养老功能逐渐强化，“养儿防老”观念逐渐被淡化。最后，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
根据育娲人口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
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我国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时期扑面而来，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我们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应该高度重视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势新趋势。好在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开始关注生育问题，积极出台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少子化。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