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脾硬度联合血清学指标评估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价值探讨

彭瑾、张宁馨、郑世秋、金慧茹、朱传龙、李军、蒋龙凤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肝脾硬度及血清学指标预测肝硬化患者上消化道出血（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UGIB）的效能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22年6月至2023年5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256例肝硬化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统计患者入院时的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验结果并于入院当天对患者行肝脏及脾脏硬度检查，所有患者随访6个月，排除失访或行肝脏移植、脾脏切除等患者共48例，208例患者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出现上消化道出血分为肝硬化UGIB组和肝硬化无UGIB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检验检查结果，分析其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采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得出肝硬化合并UGIB的相关因素；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肝硬化UGIB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危险因素对肝硬化UGIB的诊断效能。结果 肝硬化UGIB组和肝硬化无UGIB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肝硬化病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血红蛋白（Hb）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0.05）。肝脏硬度（liver stiffness，LS）、脾脏硬度（spleen stiffness，SS）、血小板（P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血小板比值指数（APRI）、FIB-4指数、天门冬氨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比率（AAR）、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血肌酐（Scr）、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原时间（PT）、总胆固醇（TC）、腹腔积液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脾脏硬度(SS)、白蛋白（ALB）、纤维蛋白原（FIB）、总胆固醇（TC）是独立预测因素，作ROC曲线分别分析独立及联合预测因素对肝硬化UGIB诊断效能。结论 肝硬化UGIB的相关因素有LS、SS、AST、APRI、FIB-4、AAR、TBIL、Scr、PT、PLT、ALB、FIB、TC、腹腔积液。多因素logistic回归表明SS、ALB、FIB、TC是肝硬化合并UGIB的独立预测因素，ROC曲线下面积大小次序为SS＞ALB＞FIB＞TC；将SS分别与ALB、FIB、TC联合，ROC曲线下面积大小次序为SS+TC＞SS+FIB＞SS+ALB，联合指标的诊断效能高于独立预测因素，对肝硬化UGIB的发生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为临床工作中对高危患者的筛查及针对性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非酒精性脂肪肝无创性诊断技术超声衍生脂肪分数、受控衰减参数与质子密度脂肪分数的相关性研究

金慧茹、蒋龙凤、朱传龙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诊疗中，通过受控衰减参数(CAP)和超声衍生脂肪分数(UDFF)与无创性诊断金标准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DFF)比较，找出可替代PDFF的无创检查方法。

方法 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招募无慢性疾病103名志愿者，实施肝脏核磁共振(MRI)测量质子密度脂肪分数，肝脏超声检查测量超声衍生脂肪分数和受控衰减参数检查。然后根据MRI-PDFF检测结果5%及以上的为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54人）组，余为健康人（49人）组，比较两组人员的UDFF、CAP和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DFF)的差异性与关联性。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评估UDFF和CAP诊断脂肪肝的效能。利用Bland-Altman评估UDFF与PDFF的一致性。

 结果 总体UDFF平均值中位数为6% (3.5%,12.5%)；CAP中位数为246 (214, 295) dB/m 。MRI PDFF中位数为5.44% (2.13%，13.43%)。总体而言，UDFF与MRI PDFF呈正相关(R= 0.876；P<0.001), CAP与PDFF呈正相关(R= 0.792，P<0.001)。对于诊断5%及以上的MRI PDFF, UDFF平均值的ROC下面积是0.981, 截断值为6.17%，敏感度为90.7%，特异度为95.9%; CAP诊断脂肪肝的ROC下面积是0.932，95%的可信区间是0.883-0.981，灵敏度为 85.2%，特异度为92%，截断值为250.50dB/m。Bland-Altman差值图显示了总体超声来源脂肪分数(UDFF从六次采集中计算的平均值)和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DFF)。平均偏差为-0.2%。差异与均值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显示出比例偏差(P<0.001)。

结论 超声检测UDFF和CAP提供了一种简单、无创的临床工具，可用于定量肝脏脂肪变性程，UDFF的诊断效能更优于CAP，可成为替代PDFF的无创检查方法。

 

 

巨噬细胞TAK1-β-catenin轴在对乙酰氨基酚诱导肝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潇、阳韬、李军  蒋龙凤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TAK1在炎症反应的启动中起着重要作用，β-连环蛋白也对免疫调节至关重要。然而，巨噬细胞TAK1-β-catenin信号如何调节对乙酰氨基酚(APAP)诱导的肝脏炎症损伤中的炎症反应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巨噬细胞TAK1-β-catenin轴在APAP诱导的肝损伤过程中对炎症和免疫反应的作用与调控机制。

方法：体内实验采用loxp锚定TAK1小鼠（TAK1flox/flox）、TAK1髓系特异性敲除小鼠（TAK1M-KO）构建APAP诱导的肝损伤模型。随机选择6-8周龄雄性小鼠，分为APAP造模组与PBS对照组，分别予腹腔注射APAP（400mg/kg）及等剂量的PBS，指定时间收集标本。体外实验中，从TAK1条件性敲除鼠体内提取并培养原代骨髓源巨噬细胞，用Crisper/Cas9介导的β-catenin特异性敲除质粒、Hebp1特异性敲除质粒转染，以空白载体对照，LPS（100ng/ml）刺激构造体外损伤模型。

结果：与TAK1FL/FL相比，TAK1M-KO减轻了APAP诱导的肝损伤，伴随生存率增加，血清ALT、AST水平下降，炎症因子减少。甚至，APAP刺激后，TAK1M-KO增加了巨噬细胞Argnase1表达、减少iNOS表达。APAP刺激TAK1FL/FL小鼠后，下游JNK与β-catenin磷酸化增加。然而，APAP刺激下TAK1M-KO减少了JNK与β-catenin磷酸化，促进了β-catenin核转位。染色质免疫共沉淀结合二代测序显示巨噬细胞β-catenin激活其靶基因Hebp1。而巨噬细胞Hebp1敲除后，NLRP3, iNOS表达增加，Argnase1表达减少，伴随IL-1β增加、IL-10减少。

结论：APAP诱导肝损伤中巨噬细胞TAK1敲除激活β-catenin；激活的β-catenin促进Hebp1转录及表达。APAP诱导肝损伤中，Hebp1在调节NLRP3炎症小体及促进M2巨噬细胞极化上有着关键作用。我们的发现揭示了TAK1-β-catenin轴在APAP诱导肝损伤中的新的作用，为肝脏炎症疾病与免疫调节提供了潜在治疗靶点。

 

 

靶向SYVN1的小分子药物AST-487抗肝细胞癌作用的初步研究

彭林雅 朱传龙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背景：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HCC通常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确诊时一般已经进展到中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而中晚期HCC治疗方法有限，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成为近年HCC的研究热点。现用于临床治疗的靶向药物多通过酪氨酸激酶途径发挥抗肿瘤作用，存在不良反应大、肿瘤应答率低、易耐药等诸多不足，并且对HCC患者生存率无明显改善。因此，开发HCC药物治疗新靶点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团队前期的泛素化蛋白质修饰组学分析发现E3泛素连接酶滑膜增生素1（Synoviolin 1，SYVN1）在HCC中高表达，且和HCC不良预后显著相关。我们有理由认为SYVN1有望成为HCC新的治疗靶点，靶向SYVN1的小分子抑制剂可能为HCC治疗带来新策略。

目的：

构建SYVN1-Luc细胞模型，用于筛选SYVN1小分子抑制剂。并在肝癌细胞中验证小分子抑制剂对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迁移及糖酵解的影响。

方法：

1. 从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数据库中查找并提取人类SYVN1基因的基因组序列，获取启动子片段。

2. 使用全基因合成技术与高保真PCR技术扩增4个启动子片段，构建4个SYVN1基因启动子重组质粒并分别转染细胞，利用Dual-Luciferase-Reporter-System检测启动子活性。

3. 选取最强活性启动子片段构建慢病毒感染目的细胞，通过puro筛选获得单克隆稳转细胞株。

4. 在构建好的高通量细胞筛选模型进行小分子化合物筛选，利用Luciferase-Assay-System计算荧光值，继而筛选出能有效抑制SYVN1表达的化合物，并在mRNA及蛋白层面验证其对SYVN1的抑制效果。

5. 在体外实验中分别通过CCK8、细胞划痕和侵袭实验测定肝癌细胞增殖侵袭迁移能力；PCR、WB及检测药物处理前后糖酵解关键酶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生化法测定肝癌细胞中乳酸含量活性。

结果：

1. 获得SYVN1四个启动子序列：分别是：SYVN1pro-2000bp，SYVN1pro-1500bp、SYVN1pro-1000bp、SYVN1pro-500bp。

2. 通过Dual-Luciferase-Reporter-System检测SYVN1的核心启动子区域位于SYVN1 1000bp对应的基因组区域。

3. 使用SYVN1-Luc细胞高通量筛选模型，共筛出9个能够降低SYVN1基因表达的化合物。

4. 分别从mRNA层面和蛋白层面对筛出的9种小分子化合物进行验证，结果显示AST-487降低SYVN1 mRNA水平和蛋白水平效果最为明显，而且对细胞毒性较小。因此选择AST-487用作后续药物功能研究。

5. AST-487可显著抑制肝癌细胞增殖，降低肝癌细胞迁移及侵袭能力，同时可显著抑制肝癌细胞糖酵解过程。

结论：

本研究使用SYVN1细胞模型高通量筛选出9个可有效下调SYVN1基因的化合物，选择效果最佳的AST-487进行后续验证，结果表明AST-487展现出显著的抗肝癌活性，并能有效抑制肝癌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同时具有减弱HepG2细胞有氧糖酵解活性的作用。

 

miRNA-210-3p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纤维化进展的调节

代子行  朱传龙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是代谢性慢性肝脏病的主要病因之一，而肝纤维化左右慢性肝脏病主要转归，与NAFLD的疾病发展有这显著关联，而其中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我们研究重点探究microRNA-210-3p与脂肪肝纤维化进展的关系及其发挥作用的分子机制。

方法：我们收集4对NAFLD病人的肝穿组织，并依据其纤维化的程度不同两两分组，进行转录组测序，检测其肝组织中microRNA的表达差异，由于microRNA-210-3p的差异最具统计学意义，因此选择其作为后续机制的研究对象。通过蛋氨酸缺乏饮食构建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的小鼠模型，对其肝组织里的microRNA进行表达差异的验证。体外机制实验包括使用棕榈酸对人星状细胞进行刺激构建体外模型，数据分析探究miRNA-210-3p的下游靶基因双荧光素酶直接验证，PCR，WB在细胞和组织中分别进行通路的验证，流式分析对细胞活性氧含量的分析，CCK8检测转染后的细胞存活率，酶标仪对细胞总铁含量的计算。

结果：在造模小鼠和人星状细胞中，miRNa-210-3p的表达均与测序结果一致，靶基因预测显示ISCU与miRNA-210-3p有显著的结合性。而ISCU作为Fe-S结合蛋白的结构蛋白能显著影响细胞内的Fe含量通过IRP1-TfR途径。通过转染miRNA-210-3p mimic 发现其能显著下调ISCU的表达，上调TfR的表达量，增加细胞内铁含量，增加细胞内活性氧的含量，增加铁死亡，减少细胞存活率，进而缓解肝纤维化的进展。体内实验中发现，尾静脉注射agomir-miRNA-210-3p的造模小鼠，纤维化程度减轻，分析其肝组织内miRNA-210-3p – ISCU-IRP1-TfR的表达均与细胞模型中一致，而肝组织内的铁含量也明显增加。

讨论：很多研究表明microRNA作为一种非编码RNA在疾病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microRNA-210-3p在NASH不同的纤维化程度的病人中有着显著的差异表达，并通过其机制研究探明了其下调ISCU的表达，减少TfR的讲解，来增加细胞内Fe含量，诱导星状细胞铁死亡。铁死亡作为一种新发现的死亡模式能够缓解其纤维化。在肝纤维化治疗方法欠缺的当下，给临床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CHB患者CD4+CD8+ Tfh细胞特征研究

顾棨1, 尹盛夏1, 李婕1, 吴超1

1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南京 210008, 中国

 

目的：在滤泡辅助T细胞（Tfh）具有辅助B细胞的功能，C-X-C趋化因子受体5型（CXCR5）在该群细胞中特异性高表达。在慢性HBV感染（CHB）患者中，CXCR5+ T细胞通过辅助HBV特异性B细胞，具有减少HBV DNA复制的功能。本研究旨在调查 CXCR5+ T细胞的表面蛋白特征和潜在作用。

方法: 我们收集了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CHB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外周血，并对CXCR5+ T细胞进行了单细胞RNA测序。我们收集67例CHB患者和12例健康对照组的外周血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CXCR5+ T细胞的表面蛋白特征。

结果: 在单细胞RNA测序中，我们发现了一组CD4+CD8intCXCR5+ T细胞。CHB患者中CD4+CD8intCXCR5+ T细胞的百分比高于健康对照组（7.64% vs 0.96%）。流式细胞术分析发现CD4+CD8+CXCR5+T细胞中CC趋化因子受体2（CCR2）的表达显著高于CD4+CD8-CXCR5+ T细胞和CD4-CD8+CXCR5+ T细胞（58.83% vs 26.35%，P<0.001；58.83% vs 31.00%，P<0.001）。免疫耐受期和携带期的HBV患者CCR2表达分别高于健康对照组（72.18% vs 40.50%，P=0.0125；65.01% vs 40.50%，P=0.0429）

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CHB患者的CD4+CD8+CXCR5+ T细胞中，CCR2表达上调。这可能为HBV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慢性HBV感染中CTLA4蛋白通过阻滞BCR信号通路抑制抗-HBs分泌的研究

毛敏欣¹，尹盛夏²，童欣²，陈雨欣³，刘勇⁴，李婕²，吴超^1,2

1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鼓楼临床医学院感染科

2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感染科

目的:

目前已有的报道提示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中HBsAg特异性B细胞的数量没有显著变化，然而绝大多数CHB患者抗-HBs血清学检测表现为阴性。B细胞是抗HBV感染体液免疫中抗体的主要来源，其激活状态对抗体的分泌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认为抗-HBs不足是HBsAg 特异性B 细胞抗-HBs 分泌障碍导致的。因此，HBsAg特异性B细胞活化状态及抗体分泌抑制的原因值得更多的关注。

方法:

采集CHB患者和健康人(HC)的血液样本，并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B细胞比例的变化，并通过荧光染料标记法鉴定HBsAg特异性B细胞；进而分析，B细胞亚群中CTLA4、CD38、CD27、IgA、IgG、IgM的表达水平。通过流式分选，我们分选出了CHB和HC的外周血B细胞并通过阻滞CTLA4信号通路对B细胞细胞因子、信号传导通路以及抗体分泌水平进行了检测。进一步，我们通过流式分选技术收集了3例HC和3例CHB患者的外周血B细胞进行单细胞测序，并对测序结果进行了GO分析。

结果：

对CHB患者及HC的外周血B细胞进行流式分析，发现CHB患者的B细胞中CTLA4蛋白高表达，且HBsAg特异性B细胞中CTLA4表达增加更为明显。Western Blot 检测发现, HBsAg 特异性 atMBC 细胞中 BCR 信号传导通路多信号蛋白磷酸化水平异常，在加入 anti-CTLA4 后p-Src、p-BLNK明显上升，BCR 信号胞内传导得到一定程度恢复。我们进一步对5例CHB患者的肝穿活检组织中浸润的B细胞进行了表型分析，发现CTAL4在约50%的肝脏浸润B细胞中高表达。且肝脏内B细胞CTLA4表达水平与外周血B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我们更进一步地分析了CTLA4+HBsAg+B细胞的表型，发现CTLA4+HBsAg+B细胞CD27表达明显降低，且IgM所占比例明显上升，IgG所占比例明显下降。通过Luminex检测，CTLA4阻断后外周血B细胞的IL6、IgG1、IgG3分泌增加，IgG2、IgG4、IgE分泌减少，但对IgA的分泌没有太大影响。并且通过ELIspot检测，发现在阻断CTLA4后，部分CHB患者B细胞恢复抗-HBs分泌能力。选取3例HC和3例CHB患者的外周血B细胞进行单细胞测序。GO分析结果提示，处在B细胞的BCR信号通路上的多个蛋白表达水平下降，提示BCR信号通路被阻滞。

结论:

循环中的B细胞和肝脏浸润的B细胞高表达CTLA4蛋白阻滞了BCR信号传导，从而抑制抗-HBs分泌。因此，CTLA4蛋白在B细胞上的异常表达可能是CHB感染过程中病毒特异性体液反应缺失的原因之一。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显著或进展期纤维化的血清学标志物诊断效能研究

1.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感染性疾病科，210000

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西达赛奈医疗中心Karsh胃肠病和肝病科

3.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肝病科，215000

4.山东省济南市，山东大学山东省立医院消化内科，250000

5.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胃肠病和肝病科，Mindie H. Nguyen

陈倩倩1，杨毅辉2，朱莉3，胡新玉4，倪文婧1，芮法娟1，朱传武3，Rahma Issa1，尹盛夏1，吴超1，Mindie H. Nguyen5，李婕1

 

目的：开发新型血清学标志物以准确检测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肝纤维化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验证N-末端III型胶原前肽（PRO-C3）、高尔基蛋白73（GP73）及二者联合诊断在CHB患者中识别显著（S2-4）和进展期（S3-4）纤维化的效能。

方法：本研究纳入来自两家医疗中心未接受过治疗的CHB患者。肝脏组织学采用Scheuer评分系统评估肝纤维化（S0-S4）。采用ELISA方法检测血清PRO-C3和GP73水平。ROC曲线和DeLong检验评估PRO-C3、GP73、PRO-C3联合GP73、肝硬度值（LSM）、FIB-4和APRI共6种无创评分对识别CHB相关显著和进展期纤维化的诊断价值。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324例CHB患者，其中167例患者接受了LSM检查。在总队列中，S2-4和S3-4患者的PRO-C3和GP73水平均显著高于S0-1和S0-2患者（P<0.001）。血清PRO-C3和GP73水平与肝纤维化严重程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在校正各类混杂因素后，PRO-C3是显著肝纤维化 (OR 1.04 95% CI:1.03-1.06) 和进展期肝纤维化 (OR 1.04 95% CI: 1.03-1.05)的独立预测因子。当单独使用PRO-C3和GP73诊断肝纤维化时，二者均显示出与LSM相当的诊断效能。当

PRO-C3联合GP73时，其在诊断显著肝纤维化方面优于LSM（分别AUC=0.84[0.77-0.89]；AUC=7.74[0.67-0.81]，P=0.049）、FIB-4（AUC=6.64[0.56-0.71]，P<0.001）和APRI（AUC=0.72[0.64-0.78]，P=0.007）

结论：我们的研究证实了PRO-C3和GP73与CHB患者肝纤维化的相关性，以及PRO-C3、GP73和二者联合在诊断CHB患者显著肝纤维化和进展期肝纤维化方面的效能与LSM相当，这为监测CHB相关肝纤维化进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无创肝纤维化评估模型在脂肪肝和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患者中的诊断效能研究

朱艺璇1倪文婧2，3芮法娟2，3杨毅辉4 施军平5 李婕2,1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鼓楼临床医学院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鼓楼临床医学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美国西达赛奈医学中心，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美国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背景：随着肥胖的流行和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脂肪肝的患病率较前大大提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和肝脏脂肪变（hepatic steatosis，HS）存在重叠发病的几率也随之增长。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目前常用的一些无创诊断方式（non-invasive tests，NITs）在有或不伴有CHB的HS患者中预测进展期肝纤维化的效能。

方法：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回顾性纳入2006年4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在中国6家医疗中心接受肝活检的脂肪肝患者，根据有无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分为单纯HS队列和CHB+HS队列。纳入研究的指标和模型包括肝脏硬度测量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纤维化-4 评分(Fibrosis-4 Index，FIB-4)、NAFLD纤维化评分(NAFLD Fibrosis Score，NFS) 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与血小板比率指数（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to platelet ratio index，APRI）。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AUROC）评估单指标模型和联合模型预测进展期纤维化的效能。在CHB+HS患者队列中，根据90%敏感性和90%特异性选出预测进展期纤维化的最适临界值，并额外招募了来自上海瑞金医院接受肝脏活检的CHB合并HS患者作为本研究的外部验证队列。根据最适临界值计算单项评分和联合模型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和阴性预测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NPV）。

结果：在单纯HS患者中，LSM、FIB-4、NFS和APRI预测进展期纤维化的AUC分别为0.836、0.772、0.770、0.706，而在CHB+HS患者中，AUC分别为0.785、0.741、0.728、0.704。与单纯HS患者相比，LSM、FIB-4与NFS在CHB+HS患者中预测进展期纤维化的PPV较低，并且在联合模型中，结论一致。因此，我们在CHB+HS患者中根据90%敏感性和90%特异性，将LSM<6.3与FIB-4<0.72定义为进展期纤维化低风险，LSM>11.8与FIB-4>2.07定义为进展期纤维化高风险。在调整截断值后，LSM的PPV升至0.42，FIB-4的PPV升至0.30，NPV均在0.95以上。联合模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在80%以上，联合模型A的PPV在所有模型中最高，达到了0.43，PPV在0.95以上。在外部验证队列中，LSM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在90%以上，有最高的PPV（0.74）和NPV（0.91）。FIB-4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在85%以上，PPV为0.42，NPV为0.82。联合模型A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在85%以上，阳性预测值最高，达到了0.74，阴性预测值为0.87。

结论：无论是否存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LSM、FIB-4都可用于识别存在进展期纤维化的脂肪肝患者。与单纯HS患者相比，根据推荐截断值建立的单指标模型和联合模型在CHB合并HS患者中的效能较差。在调整截断值后，所有模型在CHB合并HS患者中预测进展期纤维化的效能均较前提升。

关键词：脂肪肝；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进展期纤维化；无创肝纤维化诊断；FIB-4；LSM

 

 

无创评分诊断CHB并发MASLD患者显著纤维化的准确性降低

倪文婧1,2芮法娟1,2杨毅辉3 谭友文4 徐良5 施军平6 李婕2,1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鼓楼临床医学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美国西达赛奈医学中心，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美国

江苏大学医学院附属镇江第三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背景：目前，慢性乙型肝炎（CHB）和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共病对无创检测（NITs）准确性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明确。本项研究旨在探索NITs对CHB合并MASLD患者显著肝纤维化的诊断准确性。

方法：本项多中心研究纳入了来自中国多个医疗中心的成人CHB肝活检患者，共被分为三组：A组患者仅CHB伴有肝脂肪变性（HS），（B）组患者CHB合并MASLD且伴有1-3个心脏代谢危险因素（CMRFs）；（C）组患者CHB合并MASLD且伴有4-5个CMRFs。显著纤维化按照Scheuer分级≥2级。基于A组人群分别确定纤维化-4指数（FIB-4）、天冬氨酸转氨酶与血小板比率指数（APRI）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纤维化评分（NFS）诊断显著肝纤维化（≥2）的最佳切点。使用Delong检验比较每组中这些NITs的AUC。

结果：共计纳入1079名符合要求的患者。FIB-4、APRI和NFS诊断≥S2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1.263、0.56和-3.547，相应的AUC分别为0.784、0.786和0.723。在B组中，FIB-4、APRI和NFS的AUC分别为0.655、0.677和0.634。C组的AUC进一步下降，全部低于0.640。

结论：在MASLD共病CHB患者中，三种NITs对显著肝纤维化的诊断准确性显著降低。这表明，对于CHB合并MASLD的患者，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开发适合这类人群的NITs，用于精准评估纤维化进展。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SLC4A1基因新发突变1例

汪增秀、吴卫锋

南京市第二医院

总结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2022年7月收治的1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诊治过程。结果 病人主诉“双下肢水肿”3月，外院诊断梗阻性黄疸，给予抗感染、解痉、血浆置换等治疗效果不佳，入我院后查网织红细胞增高，红细胞渗透脆性增高，外周血细胞涂片可见球形红细胞，全外显子基因测序检测到与表型相关的SLC4A1基因变异c.2404G＞A，考虑诊断为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2022年8月26日全麻下行脾脏+胆囊切除术，术后出现腹腔出血，低血容量休克，行剖腹探查止血术及两次行脾动脉造影及栓塞术，成功救治病人，术后4月复查患者血红蛋白上升，黄疸下降。

 

Servqual模型联合多因素护理干预对乙肝肝衰竭患者的应用效果观察

席佩佩、蒋栋，王瑞雪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

目的 探讨Servqual模型下多因素护理干预对乙肝肝衰竭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对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在东部战区总医院收治的乙肝肝衰竭患者展开研究，按照随机分组的方式，将纳入的患者分为观察组（N＝40）和对照组（N＝40），其中观察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对照组则实施Servqual模型下多因素护理干预。通过观察干预后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满意度、心理状态和疾病预后，比较两种干预方式的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后，对照组护理质量满意度明显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SCL-90评分对中各项内容均低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各项指标恢复情况明显好于观察组，利于患者病情恢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实施Servqual模型下多因素护理干预的应用可以有效改善乙肝肝衰竭患者的病情，改善患者负面情绪的同时促进患者病情好转，进而有利于节省患者的治疗成本，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中药治疗： 扶正化瘀片/胶囊临床疗效的系统回顾和meta分析

范晔、李平、郝坤艳、于乐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

目的 抗病毒和抗肝纤维化“双抗疗法”是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基本治疗策略，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和评估扶正化瘀组方对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疗效，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更精准的循证医学证据。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数据库等7个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各数据库建库至2024年3月，搜集扶正化瘀片/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2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数据及评估文献质量，并使用统计软件RevMan 5.3对数据进行mate分析。

纳入标准:⑴研究类型:纳入的研究均为扶正化瘀片/胶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⑵研究对象：临床诊断为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患者。⑶干预措施：试验组采用扶正化瘀片/胶囊或扶正化瘀片/胶囊联合基础治疗，对照组为安慰剂或其他药物或基础治疗。其中基础治疗为针对病因治疗药物，如：核苷（酸）类抗病毒药物。不联合应用其他保肝、降酶或抗肝纤维化药物。治疗时间≥24周。⑷结局指标：①肝脏病理：肝脏炎症HAI分级或肝脏纤维化Ishak分期下降≥1级为有效，否则为无效；②肝脏硬度检测（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

排除标准：（1）重复发表的文献。（2）meta分析、系统评价、综述、会议、动物研究、细胞试验等非RCT文献。（3）发表期刊为非统计源核心期刊。（4）研究对象、干预措施、结局指标不符合诊断标准和要求的文献。（5）不能获取全文、原始资料数据不全。

结果 根据本研究检索策略，初步检索出852篇文献，剔除重复文献461篇、非RCT文献90篇、非统计源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查询）177篇、不符合纳入标准文献88篇，剩余36篇文献进行全文阅读，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9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其中5篇文献分析了肝脏病理结局，4篇文献分析了LSM值。有3篇文章比较了肝脏炎症HAI分级情况，治疗48周的有效率[OR = 4.3,95% CI (2.18~8.50),P<0.01]，图1; 有5篇文章比较了肝纤维化Ishak分期情况，治疗48周的有效率[OR = 3.43,95% CI (2.08~5.65), P<0.01]，图2; 有4篇文章比较了LSM改善情况，治疗48周的改善率[OR = -2.61, 95% CI (-3.08~-2.13), P<0.01]，图3。

结论 扶正化瘀片/胶囊可显著改善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纤维化和炎症程度以及肝脏硬度值。该结论尚需长期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

 

甲亢引起的肝衰竭合并Evans综合征患者1例

徐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

目的：探讨甲亢合并肝衰竭出现二系血细胞减少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收集一例甲亢合并肝衰竭发生红细胞及血小板明显减少的患者病例资料。结论：Graves病作为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在发生肝衰竭的病人中碘131治疗安全性较好。当伴有肝衰竭，同时存在一项或者两项以上血细胞减少时，应考虑到免疫介导的ITP或者Evans综合征，尽早的做出诊断，及时予以治疗有利于控制病情发展。

 

HBsAg阴性/抗HBc阳性患者抗肿瘤相关HBV再激活风险的前瞻性评估

郝坤艳、张怡青、王锋、朱浩、汪文洋、沈敏、陈晓慧、李平、于乐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目的 前瞻性评估HBsAg阴性/抗HBc阳性（HBsAg-/抗HBc+）患者抗肿瘤治疗相关HBV再激活（HBV reactivation, HBVr）的发生率，以期更精准地评估其HBVr风险和制定应对策略。

方法 以2021年6-7月在我院肿瘤科住院的HBsAg-/抗HBc+、并接受抗肿瘤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前瞻性收集人口学资料、肿瘤类型、抗肿瘤治疗方案、基线及抗癌治疗6个月时的HBV RNA（磁珠提取和实时荧光恒温扩增法）、HBV DNA（超敏荧光定量PCR法）、HBsAg及HBeAg（化学发光法）等病毒相关指标的水平，其中任何一项指标转阳即判断为HBVr，统计并分析HBVr发生率。

结果 共前瞻性纳入36例HBsAg-/抗HBc+恶性肿瘤患者，基线血清HBV DNA均<10 IU/ml，HBV RNA均<50 copies/ml；HBsAg及HBeAg均阴性；抗HBs阳性24例（66.67%），抗HBs≥100 mIU/ml共9例（25.00%）。高风险抗肿瘤方案2例（5.56%）、中风险4例（11.11%）、低风险26例（72.22%）、不确定风险4例（11.11%）。抗癌治疗6月时，HBVr的发生率为8.33%（3/36）。高、中、低和不确定风险组的HBVr分别为0%（0/2）、25%（1/4）、3.85%（1/26）和25%（1/4）。抗HBs阳性组与阴性组（3/24 vs 0/12），抗HBs≥100 mIU/ml组与<100 mIU/ml组（1/9 vs 2/27）之间的HBVr率均未见统计学差异（p > 0.05）。3例HBVr患者均表现为血清HBV DNA弱阳（12.49、19.24及71.55 IU/ml），分别位于中、低、不确定风险组，基线抗HBs分别为23.19、1.23和 145.58 mIU/ml。

结论 HBsAg-/抗HBc+且HBV RNA和HBV DNA均低于检测下限的恶性肿瘤患者，甚至是基线抗HBs水平相对高、采用低风险或不确定风险抗肿瘤方案的患者，仍存在HBVr风险。对此类患者也应注重对HBVr风险的评估和预防。

 

 

何首乌相关肝损伤临床特征及与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相关性研究

陈沁磊

江苏省中医院

目的：为科学指导个体化用药、减少中草药相关肝损伤(HILI)发生，开展HILI临床特征的研究、寻找具体中药引起的肝损伤与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之间的关联性。

方法：收集2021年04月至2023年12月于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确诊为HILI的门诊或住院患者，收集可疑肝损药物信息、血清生化学指标，并采用高通量测序法检测药物代谢相关位点基因分型。

结果：本研究收集了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门诊及住院诊断为HILI病例48例，其中何首乌相关性肝损(PM-HILI)病例14例。结果表明，PM-HILI患者血清ALT、AST、ALP高于非PM-HILI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更重要的是，二组患者在CYP2C19基因型分布有差异(P=0.05)。、结论：CYP2C19不同等位基因的SNP与肝损伤的发生可能相关。

 

基于肝脏病理评估MRI-PDFF诊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价值

张帆

江苏省中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的病理特征及其与肝脏磁共振成像质子密度脂肪分数（MRI-PDFF）、肝功能等相关性，并评价MRI-PDFF对NAFLD的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2021年06月01日至2023年08月30日，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收治的肝脏穿刺病理诊断为NAFLD的患者67例，回顾性分析不同病理脂肪含量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活动度积分(NAS)下的临床特征；以及肝脏病理脂肪量、NAS、MRI-PDFF、身体质量指数（BMI)及ALT、AST之间的相关性。同时收集33肝脏病理组织中无脂肪变性的正常人群作为对照组，检查其肝脏MRI-PDFF水平，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分析MRI-MDFF在NAFLD诊断中的价值。结果 不同肝脏组织病理脂肪含量的NAFLD患者的年龄、BMI、ALT、AST、MRI-PDFF、NAS积分有统计学差异；不同NAS积分的NAFLD患者的年龄、BMI、ALT、AST、MRI-PDFF有统计学差异。肝脏MRI-PDFF与肝脏病理的脂肪含量呈显著相关（r=0.775）,与NAS（r=0.478）、BMI（r=0.402）呈中度相关。与对照组相比，MRI-MDFF诊断NAFLD的曲线下面积（AUC） 为 0.989，灵敏度为 0.94，特异度为 0.97，最佳截断值为 4.42%。结论  MRI-PDFF是一种能较为准确的反应肝脏的脂肪含量的无创且定量测定方法，适用于肝脏脂肪含量的动态评估及疗效监测。

 

Simvastatin exerts anti-hepatic fibrosis effects by modulating macrophage function

Wanping Yan,Wei YE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二医院）

OBJECTIVE: Liver fibrosis is a chronic liver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excessive extracellular matrix deposition in the liver. Liver fibrosis can be caused by one or more causes of liver damage, with progressive, diffuse, fibrous lesions in the liver. Specifically, diffuse degenerative necrosis of hepatocytes is manifested, followed by fibrous tissue proliferation and nodular regeneration of hepatocytes. These three changes are repeatedly interspersed, and these lesions lead to gradual alteration of the hepatic lobular structure and blood circulation pathways, which results in deformation and hardening of the liver,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cirrhosis. Macrophag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phagocytosis, production of chemokines, secretion of cytokines, and participation in and regulation of immune responses. Macrophages exhibit remarkable plasticity and functional polarization,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ic fibrosis. They promote fibroblast activation by releasing inflammatory factors. Simvastatin, a statin,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possess anti-inflammatory and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It is a widely used treatment for hypercholesterolemia, yet its role in anti-hepatic fibrosis and its mechanism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certain whether simvastatin inhibits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ic fibrosis and its mechanism by regulating macrophage func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simvastatin on macrophage function and its mechanism in anti-hepatic fibrosi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in vitro cell culture and in vivo animal model experiments. Firstly, carbon tetrachloride was employed to construct a mouse model of hepatic fibrosis that exhibited typic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model was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 corn oil carrier control group, a carbon tetrachloride model group, a simvastatin treatment group, and a simvastatin plus PPARγ antagonist (GW9662) treatment group.After th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l was detected at eight weeks of carbon tetrachloride administration, simvastatin treatment was continued for four weeks, and the mice were sampled and tested at twelve weeks. Mouse liver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were examined by histopathology and related blood biochemical analysis, Western Blot , RT-qPCR. Flow cytometry, ELISA, Western Blot, and RT-qPCR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hanges in the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of mouse liver; secondly, PBMC and THP-1 cell lines were used in vitro to be induced as macrophage models, and the effects of simvastatin on macrophages were investigat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RT-qPCR; finally, the signaling pathways related to the inhibition of macrophage polarization and secret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by simvastatin were explored by ELISA, Western Blot, and RT-qPCR.

Results:In a mouse model of hepatic fibrosis, simvastatin treatment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collagen type I (COL1A1), and serum levels of ghrelin and ghrelin in the liver, and the results of HE staining and Masson staining also indicated a reduction in the degree of fibrosis.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CD86 and CD206, which showed that simvastatin treatment inhibited the M1 polarization of hepatic macrophages, and the percentage of CD86-positive cells in hepatic macrophage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simvastatin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model group.The results of ELISA, Western Blot, and RT-qPCR assays showed that simvastatin reduced the levels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L6, TNF-α, and IL1β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mouse liver, whil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s of the above experiments between the simvastatin plus M2 inhibitor (GW9662) group and the group administered with simvastatin alone, and that simvastatin may act by inhibiting M1-type macrophages rather than promoting M2.In vitro experiments in which PBMCs were sorted out into monocytes In vitro experiments, in the model of PBMC sorted monocytes induced into macrophages,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M1-type macrophage markers CD86 and CD80, M2-type macrophage markers CD163 and CD206, as well as the levels of relate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RT-qPCR experiments, an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simvastatin was able to inhibit the polarization of M1-type macrophages, bu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M2-type macrophages. In the model of THP-1 cells induced into macrophages, CD80 and CD86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mvastatin was able to inhibit the polarization of M1-type macrophage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levels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produced by macrophages, such as IL6 and IL1β. AKT,mTOR phosphorylated proteins were detected in THP-1 macrophage model by Western Blot assay, PI3K/AKT pathway was activated by itself in the M1 inflammation model, and the decrease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secretion when the pathway was inhibited could be verified by adding the PI3K inhibitor(LY294002) by Western Blot and ELIS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mvastatin could inhibit the polarization of M1 macrophages by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level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IL6, IL1βand other inflammatory factors produced by the macroph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imvastatin inhibited the secret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by inhibiting the activation of the PI3K/AKT inflammatory pathway, while i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mTOR.

DISCUSSION: The results of ex viv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simvastatin could inhibit the polarization of M1-type macrophages and the secretion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through the PI3K/AKT pathway, reduce the degree of hepatic fibrosis, and improve the hepatic function, which provided a new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simvastatin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ic fibrosis.

 

 

 

Risk factors for progression of Wilson's disease to cirrhos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雨佳 陆,清芳 熊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二医院）

Aims The risk factors for Wilson's disease progressing to cirrhosis are not completely know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isk factors for WD development to cirrhos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laboratory results, imaging findings, and genetic test results of 77 suspected Wilson's disease patients admitted between June 2017 and June 2023 were collected retrospectively. 48 patients having a Leipzig score of ≥4 were included.

Results All of the 48 diagnosed WD had liver damage, with three patients having neurologic involvement and one presenting with hemolysis. Males accounted for 54.17% (26 of 48). The median age at diagnosis was 28 years (10.25-40.5), with those aged ≥18 years accounting for 58.33% (28/48). Cirrhosis was found in 39.58% (19/48) of patients. The two most common mutation sites accounted for 73.91% (34/46), with the most common mutation being c.2333G>T p. (Arg778Leu), which accounted for 41.30% (19/46). ≥18 years had considerably higher rates of urine copper score of 2 points (89.28% vs. 55%) and cirrhosis (60.71% vs. 10%) compared to those ＜ 18 years (P<0.05). Cirrhotic group had an older age(36(28,47) vs. 12(6,34.5), P<0.05), a high positive rate for the K-F ring (47.37% vs.3.45%, X2 =10.895, P=0.001), had lower levels of ALT [37.5(26.7,63.9)vs.156.5(76.1,227.7)], AST [39.5(31.2,83.1) vs. 89.282(61.4, 118.9)], ALP [118.5(82,150) vs. 193.6(144,286.85)], WBC [4.32(3.27,5.63) vs. 5.0834(4.865,6.2)], and PLT [78(53,139) vs. 156.512(127.5,271)] (P < 0.05); The serum copper, ceruloplasmin, and 24-hour urine copper levels had no statistical relevance in the course of WD. (P > 0.05). Age at diagnosis (OR = 1.072, 95% CI = 1.007-1.142) and K-F ring (OR = 18.657, 95% CI = 1.451-239.924)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WD progression to cirrhosis. The best AUC values for age at diagnosis and K-F ring in predicting progression from hepatic parenchymal abnormalities to cirrhosis were 0.802 and 0.72, respectively.

Discussion Wilson's disease is a disorder of copper metabolism which is diagnosable, treatable successfully, and even preventable. However, because the diversity of it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he lack of distinct patterns in liver histology, and the complexity of genetic mutations (varying mutation sites, and even the same mutation presenting divers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he diagnosis of WD is frequently difficult. Many WD patients didn’t have a time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hich can lead to progressive chronic hepatitis and cirrhosis. In this investigation, all 48 diagnosed WD patients had liver damage, with three patients having neurologic involvement and one presenting with hemolysis.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ranged in age from 2 to 69 and the proportion of minors and adults was nearly equal. Cirrhosis patients had an older age at diagnosis, at the same time,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nfirm that age was a risk factor for WD patients progressing to cirrhosis. This suggests that early detection and therapy are critical for preventing disease development. Kayser-Fleischer (K-F) rings are also a predictor of liver cirrhosis. This could be because aberrant copper metabolism gradually accumulates from the liver into other tissues over time, primarily harming the cornea and nervous system. Corneal K-F rings are an essential indicator in most neurologic patients, nearly half of hepatic patients, and around one-third of asymptomatic individuals.

In conclusion, the hepatic symptoms of Wilson's disease are diverse, ranging from asymptomatic or accidentally liver abnormalities to cirrhosis and acute liver failure (ALF), and they can onset at any age. Ag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whether the disease progressed to cirrhosis. K-F rings are a reasonably independent clinical sign of WD; they may also represent the severity and progressing of the diseas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creening of WD in any patients with abnormal liver examination and abnormal liver B ultrasound. Early detection and therapy can prevent disease progression to cirrhosis and liver cancer.

Conclusion The age at diagnosis and the K-F ring are risk factors for progression of WD to cirrhosis.

 

 

何首乌相关肝损伤临床特征及与 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相关性研究

Qinlei Chen,Fei Qiao

感染科

目的：为科学指导个体化用药、减少中草药相关肝损伤(HILI)发生，开展HILI临床特征的研究、寻找具体中药引起的肝损伤与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之间的关联性。方法：收集2021年04月至2023年12月于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确诊为HILI的门诊或住院患者，收集可疑肝损药物信息、血清生化学指标，并采用高通量测序法检测药物代谢相关位点基因分型。结果：本研究收集了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门诊及住院诊断为HILI病例48例，其中何首乌相关性肝损(PM-HILI)病例最多14例。结果表明，PM-HILI患者血清ALT、AST、ALP高于非PM-HILI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更重要的是，二组患者在CYP2C19基因型分布有差异(P=0.05)。结论：CYP2C19不同等位基因的SNP与肝损伤的发生可能相关。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rb-induced liver injury (HILI) and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and liver injury caused by specific Chinese herbs. Methods: Outpatients or inpatients diagnosed with HILI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April 2021 to December 2023 were collected. Drug information and serum biochemical indicators of suspected liver damage were collected, and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was used to detect drug metabolic-related loci genotyping. Results: In this study, 48 outpatients and inpatients diagnosed as HILI cases i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14 cases of Polygonum multiflorum-induced liver injury (PM-HIL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rum ALT, AST and ALP in PM-HILI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PM-HILI patient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Moreo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YP2C19 genotype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SNPs of different CYP2C19 allele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liver injury.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based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orticosteroids in treating severe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Huanyu Wu,Wei Ye

The Second Hospital of Nanjing, Affiliated to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here is no conventional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 except for discontinuation of liver injury drugs and symptomatic supportive therapy. Opinions on whether corticosteroids can be used to treat severe DILI are conflicting, and most of the relevant clinical studies are case reports or retrospective studies, which still need to be supported by high-level evidence-based medical studies.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and tolerance of corticosteroid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DIL.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poor prognosis were also explored.

Method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based on nearest-neighbor 1:1 matching was used to screen severe DILI patients in the corticosteroids and control group. Matching indicators include AGE, SEX, TBIL, ALT, AST, ALP, and PT.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rticosteroids in the corticosteroids group and only conventional therapy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the normalization rate of TBIL, ALT and AST after treatment. Secondary endpoints were defined as remission of TBIL to <85.5μmol/L (moderate hepatic injury), the degree of decline in TBIL, ALT, AST, GGT, ALP, and ALB on day 7 and 14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Prognosis based 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ed liver biochemistry indices after treatment was defined as follows: (1) Cured: Clinical symptoms such as fatigue, poor appetite, vomiting, abdominal distension, and itching disappear or significantly improve, and liver function indexes such as ALT, AST, and TBIL were basically normal after treatment. (2) Improvement: Clinical symptoms and liver function indexes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or decreased by over 50%. (3) Failure to recover: clinical symptoms had not improved, liver function indexes had no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condition had worsened (automatic discharge) (4) Death: Death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Cured and improved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good prognosis group, while failure to recover and dead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poor prognosis group.

Results: 146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73 in the corticosteroids group and 7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BIL decreased more in the corticosteroids group on day 7 (58.8 ± 70.7μmol/L vs. 89.2 ± 107.6μmol/L, p=0.046),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rovement/cure rate. Also, the cumulative remission curve of TBIL decreasing to <85.5μmol/L (moderate liver inju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milar (p=0.21, by Log-rank).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experiencing adverse effects was similar in both groups (20.5% vs 20.5%, p=1.000). In subgroup analyses, patients whose TBIL remained elevated despit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had a higher TBIL decline on day 7 after use of corticosteroid (-23.3 ± 50.4μmol/L vs. 94.4 ± 101.5μmol/L, p<0.01). Although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garding TBIL on day 14 after the use of corticosteroids, the median value of TBIL decline was higher in the corticosteroid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83.4(4, 136.2) μmol/L vs. 117.8(65.4, 199.4) μmol/L, p=0.077). The rate of disease improve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rticosteroids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45.5% vs. 79.2%, p=0.037).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remission to moderate liver injury was also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on day 7 (4.5% vs. 29.2%, p=0.049) and day 14 (13.6% vs. 50%, p=0.021) after treatment. The rate of disease improvement was also higher in corticosteroid-treated cholestatic patients (52.6% vs. 88.2%, p=0.024). In two other subgroup analyses, TBIL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on day 7 of corticosteroid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40% ≤ PTA ≤ 50% and the causative drug being herbal medicine. In contrast, the use of corticosteroids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ANA- or SMA-positive patients. The clinical type of cholestatic DILI was found to be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poor prognosis of DILI by univariate and multifactorial analyses (OR: 3.886, 95%CI: 1.034-14.875, p=0.043).

Conclusion: The addition of corticosteroid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DILI undergoing conventional therapy who have a further rise in TBIL could result in a more rapid improvement in the value of TBIL and promote healing. Using corticosteroid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 favorable prognosis in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a cholestatic pattern, and corticosteroids could be well tolerated.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a cholestatic phenotype could be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poor prognosis in severe DILI.

 

肝硬化合并感染的生物标志物和早期预测模型

蔡雯、崔娟娟、赵卫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感染是肝硬化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与肝硬化患者发生失代偿和高死亡率相关。肝硬化并发感染起病隐匿，早期难以识别。本研究拟通过检测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以及免疫抑制相关指标，筛选出肝硬化合并感染的生物标志物，并构建面向肝硬化人群的感染预测模型。以提高肝硬化并发感染的早期诊出率，精准治疗，延缓疾病进展，改善预后。

方法：2022年10月至2024年2月就诊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介入科、消化内科和急诊科符合纳入标准且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共101名，包括肝硬化患者39名、肝硬化合并感染的患者62名。另招募37名健康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收集患者一般情况、相关并发症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并检测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即C反应蛋白（C reaction protein，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肝素结合蛋白（heparin binding protein，HBP）、中性粒细胞载脂蛋白（human neutrophil apolipoprotein，HNL）、单核细胞CD64（monocytic CD64）平均荧光强度、中性粒细胞CD64（neutrophil CD64）平均荧光强度，和免疫抑制相关生物标志物，如单核细胞表面人类白细胞DR抗原阳性百分比（monocytic human leukocyte antigen-DR，mHLA-DR）、单个核细胞中单核型髓源性抑制细胞（monocytic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MDSCs）和多核型髓源性抑制细胞（polymorphonuclear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PMN-MDSCs）百分比、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百分比。采用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使用Lasso回归算法筛选出自变量并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绘制列线图使模型可视化。使用Hosmer-Lemeshow检验评价模型的拟合功能，绘制DCA决策曲线及临床影响曲线，评估模型中是否存在假阳性和或假阴性问题。采用十折交叉法进行内部验证，利用模型自身适宜的数据来验证模型的预测效果。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AUC）以评估各指标的诊断价值。采用约登指数计算最佳截断值，判断检测指标的特异度以及敏感度。

结果：

1. 肝硬化合并感染组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中PCT、CRP、HBP和HNL的表达高于肝硬化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免疫抑制相关生物标志物中肝硬化合并感染组PMN-MDSCs表达为2.04（0.86-4.09）%高于肝硬化组0.48（0.32-0.6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采用ROC曲线分析各生物标志物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诊断感染，AUC由高到底依次为PCT、CRP、HNL、PMN-MDSCs、HBP，分别为0.920（0.849-0.965）、0.888（0.810-0.942）、0.777（0.677-0.857）、0.776（0.682-0.853）、0.719（0.604-0.816）。

3. 使用Lasso算法筛选出3个肝硬化患者发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CRP、HNL、PMN-MDSCs。联合三个自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CHP（CRP、HNL、PMN-MDSCs首字母缩写）并绘制列线图，DCA曲线显示模型预测效果较好。CHP模型的AUC为0.949，95%置信区间为0.878-0.985；当截断值为0.640时，灵敏度为84.62%，特异度为96.77%，约登指数为0.814，P<0.01。对模型CHP进行十折交叉验证，结果显示准确率达0.868，Kappa值为0.653，提示该模型预测准确率较好，且其实际值与预测值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结论：CRP、PCT、HNL、HBP和PMN-MDSCs在肝硬化合并感染者表达更高，相对于肝硬化患者而言，肝硬化合并感染者不仅发生了感染，而且产生了更严重的免疫抑制。面向肝硬化人群的感染预测模型CHP具有较好的预测准确率。

 

既往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白血病患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

熊丹萍、赵卫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HBsAg阴性，且乙型肝炎核心抗体(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HBcAb)阳性的白血病患者在接受allo-HSCT后，HBV再激活(HBV reactivation, HBVr)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纳入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1日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allo-HSCT后现存活的既往HBV感染的白血病患者(年龄≥18岁)共193例。根据移植后患者HBV血清学指标，分为HBVr组22例，未发生HBVr组171例。比较分析HBVr组与未发生HBVr组在临床指标以及病毒血清学指标方面的差异，探讨既往HBV感染的白血病患者在接受allo-HSCT后发生HBVr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1. 本研究纳入了193例接受allo-HSCT的既往HBV感染的白血病患者，其中有22例(11.39%)患者发生HBVr，中位时间为24个月(11-51月)。HBVr 1年累积发生率为1.0% (95%CI, 0-0.250)，3年累积发生率为13.2% (95%CI, 0.070-0.180)，5年累积发生率为21.9% (95% CI, 0.090-0.330)。

2.相对于未发生HBVr组，未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移植后cGVHD、患者和供体HBsAb基线值阴性的白血病患者与HBVr的发生显著相关(P<0.05)。HBVr组与未发生HBVr组在患者性别、患者年龄、ALT、白血病类型，预处理方式、干细胞来源、供体类型、GVHD预防方案、利妥昔单抗的使用、抗病毒药物方案及时间、移植后aGVHD、患者与供体的HBcAb基线值等指标无明显差别，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未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患者和供体HBsAb基线值阴性，使用利妥昔单抗，移植后中/重度cGVHD是预测HBVr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证实除cGVHD外，上述指标对白血病患者发生HBVr仍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P<0.05)。

4.未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会增加患者发生HBVr的风险(HR, 15.169; 95% CI 2.008-114.566; P= 0.008)。相对于未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的患者，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患者HBVr的发生率显著降低。（1.30% vs.18.40%；P<0.001）。

5.患者HBsAb基线值阳性能减少发生HBVr 的风险(HR, 0.071;95% CI 0.019–0.270; P＜0.001)。HBsAb阳性的患者HBVr发生率较HBsAb阴性显著降低(10.2% vs. 50.0%; P=0.021)。在未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相比于HBsAb低滴度(<100IU/L)的患者，基线值HBsAb高滴度(≥100IU/L)的患者HBVr发生率降低。(12.3% vs. 33.3%; P =0.009)。

6.供体HBsAb基线值阳性是阻止白血病患者发生HBVr的重要指标(HR,0.318; 95%CI 0.127–0.792; P=0.014)，在未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相比于供体HBsAb阴性的患者，供体HBsAb阳性的患者HBVr发生率显著降低( 11.5% vs. 33.3%; P =0.007)。

7.根据移植前患者和供体的HBsAb基线值水平，将所有患者分为四组，在未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供体HBsAb阴性/患者HBsAb低滴度(<100IU/L)，供体HBsAb阳性/患者HBsAb低滴度，供体HBsAb阴性/患者HBsAb高滴度(≥100IU/L)，供体HBsAb阳性/患者HBsAb高滴度。HBVr 3年累积发生率分别为44.4.%(95% CI,0.050-0.675)，29.2%(95%CI,0-0.502)，31.0%(95%CI,0.051-0.498)和7.1%(95% CI,0-0.163), 存在统计学差异(log-rank test, P＜0.001)。

结论: HBVr是既往HBV感染的白血病患者接受allo-HSCT后的常见并发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证实患者和供体HBsAb阳性是预防HBVr的保护性指标，此外，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能显著减少HBVr的发生率。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白血病患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功能性治愈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

熊丹萍、赵卫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的白血病患者在接受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实现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a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阴转的发生率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allo-HSCT后现存活的84例慢性HBV感染的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18岁)。根据患者HBV血清学指标，分为HBsAg阴转组14例，HBsAg未阴转组70例。比较分析HBsAg阴转组与HBsAg未阴转组在临床指标以及病毒血清学指标方面的差异，单因素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探索HBsAg血清学阴转的预测因素。

结果:1.本研究纳入了84例接受allo-HSCT的慢性HBV感染的白血病患者，有14(16.67%)例患者实现了HBsAg阴转，中位时间为17.5个月(7-45)，HBsAg 1年累积阴转率为3.6%, 95%CI(0-0.076)，3年累积阴转率为15.7%, 95%CI(0.065-0.240)，5年累积阴转率为31.3%, 95%CI(0.101-0.475)。

2.HBsAg阴转组与HBsAg未阴转组在患者性别，移植前患者HBsAg基线值，供体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 HBsAb)基线值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而患者年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白血病类型，预处理方式，供体年龄，供体性别，移植类型，干细胞来源， GVHD方案，利妥昔单抗的使用，抗病毒药物种类等指标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3.单因素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均证实移植前患者HBsAg基线值，移植前供体HBsAb基线值是HBsAg阴转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4.供体HBsAb阳性有助于患者实现HBsAg阴转(HR, 9.011;95%CI 1.743-46.588; P=0.009)，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预测患者HBsAg清除的供体HBsAb最佳临界值为157.88IU/L。根据供体HBsAb滴度，将患者分为供体HBsAb高滴度(≥157.88IU/L)组和低滴度(<157.88IU/L)组。两组患者HBsAg 1年累积阴转率分别为13.3%，95%CI(0-0.262)和0%， P=0.0038；3年累积阴转率分别为45.5%，95%CI(0.176-0.640)和3.8%，95%CI(0-0.089)，P<0.001；5年累积阴转率分别为70.9%，95%CI(0.209-0.891)和9.2%，95%CI(0-0.198)，P<0.0001。

5.患者HBsAg基线值是移植后HBsAg阴转的重要预测指标(HR, 0.094; 95% CI 0.025-0.355; P<0.001)，根据患者HBsAg滴度，将患者分为两组，基线值HBsAg低滴度(<250IU/mL)组与高滴度 (≥250IU/mL)组，两组患者HBsAg 1年累积阴转率分别为7.7%，95%CI(0-0.174)和1.72%，95%CI(0-0.050)，P=0.19；HBsAg 3年累积阴转率分别为35.1%，95%CI(0.115-0.524)和5.9%，95%CI(0-0.122), P=0.0025; HBsAg 5年累积阴转率分别为53.6%，95%CI(0.187-0.736)和19.4%，95%CI(0-0.409)；P=0.00094。

6.恩替卡韦(Entecavir, ETV)与替诺福韦类抗病毒药物在实现HBsAg阴转上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部分慢性HBV感染的白血病患者在进行allo-HSCT后，实现了HBsAg阴转, 达到了功能性治愈，HBsAg阴转与移植前患者HBsAg及供体HBsAb基线值相关，患者HBsAg基线值越低，供体HBsAb基线值越高，越能实现HBsAg阴转。

 

CD39对T细胞的作用在肝癌免疫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曹铮男、蔡雯、赵卫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肝癌，作为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各种治疗方案虽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存在着许多临床难题有待解决。近年来，随着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中各类免疫细胞的作用与各种免疫检查点（immune checkpoint）对TME影响的研究愈发深入，eATP-ADO通路对于TME的影响逐渐被人们认识。CD39作为eATP-ADO通路的顶端酶，可通过提高细胞外ADO的浓度，促进TME中免疫抑制的产生，其抑制剂在其他实体瘤中正在进行临床实验。此篇综述就CD39在肿瘤中的生物学意义进行讨论，并从其对T细胞的作用角度进行分析，指出CD39有望成为肝癌治疗中的潜在靶点。

 

基于乳酸脱氢酶和COSSH-ACLF评分对乙肝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的预后研究

单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作者：刘文丽 甘建和

目的：本研究拟探讨在乙肝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HBV-ACLF）患者基线状态下的临床实验室指标与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关系，验证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为预后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比较COSSH-ACLF评分与COSSH-ACLF IIs评分、CTP评分、MELD评分、MELD-Na评分及LDH联合COSSH-ACLF评分对HBV-ACLF患者28d死亡的预测价值 。

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横断面研究，选取 2014年1月至 2023年12月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住院治疗且明确诊断为HBV-ACLF的患者132例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28d生存情况分为存活组（n=59）和死亡组（n=73）。采集所有患者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等），检测患者血常规、血凝、血氨、肝肾功能、电解质、血气等指标，计算COSSH-ACLF、Meld、Meld-Na、CTP及COSSH-ACLF IIs等评分，并通过查阅病历资料得到所入组HBV-ACLF患者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情况。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25.0对患者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使用Shapiro-Wilk Test进行正态性检验，根据是否符合正态性分布，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资料组间差异使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统计分析。P值＜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与HBV-ACLF患者28d预后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COSSH-ACLF评分与各指标间的关系采用Spearman进行相关性分析。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比较COSSH-ACLF评分与MELD评分、MELD-Na评分、CTP评分、COSSH-ACLFIIs评分及LDH联合COSSH-ACLF评分对HBV-ACLF患者28d死亡的预测价值，依据约登指数最大原则获得截断值。

结果：

1、共有132位HBV-ACLF患者纳入研究，年龄分布在23-80岁之间，其中男性102例（约77.3%），女性30例（约22.7%）。经过28天的随访观察后，生存组59例（约44.4%），死亡组73例（约54.89%）。

2、通过分析两组HBV-ACLF患者入院时的基线资料，发现生存组和死亡组的性别、谷丙转氨酶（ALT）、γ-谷氨酰基转移酶（GGT）、碱性磷酸酶（ALP）、Na+、高密度脂蛋白（HDL）、淋巴细胞计数（LE）、血红蛋白（HB）等指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年龄、白蛋白（ALB）、谷草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总胆红素（TBIL）、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血氨、血肌酐（SCr）、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活动度（PTA）、纤维蛋白原（FIB）、血小板计数（PLT）、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CTP评分、Meld评分、Meld-Na评分、COSSH-ACLF评分及COSSH-ACLF IIs评分等指标两组间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得出年龄（OR=1.078，95%CI：1.018-1.143，P=0.011）、LDH（OR=1.008，95%CI：1.001-1.015，P=0.026）、TBIL（OR=1.004，95%CI：1.000-1.009，P=0.038）、血氨（OR=1.039，95%CI：1.012-1.065，P=0.004）、合并腹水（OR=10.335，95%CI：2.081-51.312，P=0.004）、感染（OR=9.834，95%CI：1.381-70.010，P=0.022）是HBV-ACLF患者28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4、与生存组相比，死亡组HBV-ACLF患者的COSSH-ACLF、Meld、Meld-Na、CTP及COSSH-ACLFIIs等评分均显著增高。ROC曲线下面积COSSH-ACLF（AUC=0.904）＞CTP（AUC=0.838）＞COSSH-ACLF IIs（AUC=0.826）＞MELD（AUC=0.765）＞MELD-Na（AUC=0.675）。COSSH-ACLF评分的敏感度、特异度、截断值分别为 89%、78%和6.78。CTP评分的敏感度、特异度、截断值分别为54.8%、94.9%和12.5。COSSH-ACLF IIs评分的敏感度、特异度、截断值分别为74%、83.1%和7.49。MELD评分的敏感度、特异度、截断值分别为79.5%、64.4%和73.28。MELD-Na评分的敏感度、特异度、截断值分别为79.5%、57.6%和67.78。在以上各类评分中， COSSH-ACLF评分的AUC（AUC=0.904）值最大，对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最高。

5、COSSH-ACLF评分与年龄（r=0.309，P＜0.001）、血氨（r=0.323，P＜0.001）、TBIL（r=0.595，P＜0.001）、LDH（r=0.476，P＜0.001）、COSSH-ACLF IIs（r=0.844，P＜0.001）、Meld（r=0.812，P＜0.001）、Meld-Na（r=0.598，P＜0.001）、CTP（r=0.743，P＜0.001）等指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6、ROC曲线下面积LDH联合COSSH-ACLF（AUC=0.907）＞COSSH-ACLF（AUC=0.904）＞LDH（AUC=0.756），LDH与COSSH-ACLF联合可提高COSSH-ACLF对于HBV-ACLF患者28d死亡的预后预测价值。

结论：

1、年龄，ALB，AST，LDH，TBIL，INR，WBC，NE，血氨，SCr，PT，PTA，FIB，PLT，NLR，CTP评分，Meld评分，Meld-Na评分，COSSH-ACLF评分及COSSH-ACLF IIs评分是HBV-ACLF患者预后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年龄、LDH、TBIl、血氨、合并腹水、感染是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2、在HBV-ACLF患者28d死亡的预测价值中，COSSH-ACLF＞CTP＞COSSH-ACLF IIs＞MELD＞MELD-Na，其中COSSH-ACLF敏感度最高，AUC值最大，预测价值最佳，COSSH-ACLF ≥ 6.78分的患者有较高的短期死亡风险。

3、COSSH-ACLF评分与年龄、血氨、TBIL、LDH、COSSH-ACLF IIs、Meld、Meld-Na、CTP等指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4、LDH与COSSH-ACLF评分联合可提高COSSH-ACLF评分对于HBV-ACLF患者28d死亡的预后预测价值。

肌肉减少症与肝硬化显性肝性脑病发生的相关性分析

张文静，甘建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感染科，江苏 苏州 215000

目的：分析肝硬化合并显性肝性脑病患者身体组成成分变化，寻找肝硬化显性肝性脑病发生的危险因素，进一步探讨肌肉减少症与显性肝性脑病（Overt Hepatic Encephalopathy，OHE）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选取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7年1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住院治疗的220例肝硬化患者，其中OHE患者65例。收集研究需要的相关资料，利用SliceOmatic 5.0 Rev-9软件处理患者第三腰椎CT影像，分别得出各组织面积、平均密度及组织指数。使用统计学软件分别比较患者一般基线特征、实验室指标及身体组成成分，寻找肝硬化OH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最后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评估肌肉减少症与OHE严重程度的关系。

结果：1.OHE组中第三腰椎腹壁肌肉面积（L3 AWMA）、第三腰椎腹壁肌肉指数（L3 AWMI）、第三腰椎骨骼肌指数（L3 SMI）降低（P<0.05）；而第三腰椎肌间脂肪组织面积（L3 IMATA）、第三腰椎肌间脂肪组织指数（L3 IMATI）升高（P<0.05）。2.年龄、凝血酶原时间、白细胞计数、肌肉减少症、糖尿病是OH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1，P<0.05），甘油三酯是OHE的保护性因素（OR<1，P<0.05）。3.肌肉减少症与肝性脑病严重程度无关（P>0.05），而第三腰椎腰大肌密度（L3 PMD）与肝性脑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r=-0.345，P<0.01）。

结论：1. 与无OHE患者的身体成分相比，肝硬化OHE患者的骨骼肌面积减少，肌间脂肪组织面积增加。2.肌肉减少症是肝硬化OH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3.肌肉减少症与肝性脑病严重程度无关。

 

肌肉减少症与肝硬化及肝硬化显性肝性脑病的短期预后分析

张文静，甘建和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感染科，江苏 苏州 215000

目的：分别研究人体第三腰椎骨骼肌组织在男性肝硬化患者、女性肝硬化患者及肝硬化OHE患者中的水平变化，探讨其与男性肝硬化患者、女性肝硬化患者及肝硬化OHE患者短期不良预后的关系。

方法：选取2017年1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220例肝硬化患者，对其短期随访6个月。收集住院期间研究需要的相关资料并记录随访结局。利用软件半自动化识别患者第三腰椎CT影像，计算出第三腰椎骨骼肌面积（L3 SMA）、第三腰椎骨骼肌平均密度（L3 SMD）、第三腰椎骨骼肌指数（L3 SMI）。使用COX回归单因素、多因素分析分别比较肌肉减少症、L3 SMA、L3 SMD、L3 SMI等指标与男性肝硬化患者、女性肝硬化患者及肝硬化OHE患者短期不良预后的关系。

结果：1.220例肝硬化患者随访6个月总体病死率为15.5%，其中不同性别肝硬化患者死亡风险无明显差异（P<0.05）。2.女性肝硬化患者的BMI值、血清肌酐值、L3 SMA、L3 SMD、L3 SMI比男性肝硬化患者低（P<0.05）。3.既往合并OHE、MELD分级3级、L3 SMD£31.07HU、L3 SMI£39.49cm²/m²是男性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的不利因素（P<0.05），肌肉减少症与男性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无关（P>0.05）。4.既往合并OHE是女性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的不利因素（P<0.05），肌肉减少症与女性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无关（P>0.05）。5.65例肝硬化OHE患者随访6个月总体病死率为38.5%。6. MELD分级3级、L3 SMD£26.88HU是肝硬化OHE患者的短期不利因素（P<0.05），肌肉减少症与肝硬化OHE患者短期预后无关（P>0.05）。

结论：1.肌肉减少症与男性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无关，既往合并OHE、高MELD分级、L3 SMD降低、L3 SMI降低使男性肝硬化患者短期不良预后风险增加。2.肌肉减少症与女性肝硬化患者短期预后无关，既往合并OHE使女性肝硬化患者短期不良预后风险增加。3.肌肉减少症与肝硬化OHE患者短期预后无关，高MELD分级、L3 SMD降低使肝硬化OHE患者短期不良预后风险增加。

 

 

细菌性肝脓肿并发脓毒症的危险因素及其列线图模型建立

李娇娇、李欣忆、孙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细菌性肝脓肿并发脓毒症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脓毒症发生的列线图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158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临床资料，根据住院期间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将患者分为脓毒症组(n=42)和非脓毒症组(n=116)。收集患者入院时血常规、生化常规、血凝常规、病原学及影像学结果等指标。比较组间差异，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则用卡方检验或费希尔精确概率法。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发生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Nomogram预测模型。结果  脓毒症组患者年龄、糖尿病病史、WBC(白细胞计数)、N%(中性粒细胞比例)、NL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CRP(C反应蛋白)、PCT(降钙素原)、TBIL(总胆红素)、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Cr(肌酐)、Glu(血糖)、HbA1c%(糖化血红蛋白)、D-D二聚体高于非脓毒症组，而PLT(血小板计数)、ALB(白蛋白)低于非脓毒症组(P均<0.05)，进一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年龄(OR=1.163，95%CI：1.018~1.328，P=0.026)、N%(OR=1.316，95%CI：1.032~1.679，P=0.027)、CRP(OR=1.030，95%CI：1.006~1.054，P=0.013)、PCT(OR=1.308，95%CI：1.024~1.670，P=0.031)、ALB(OR=0.645，95%CI：0.421~0.987，P=0.044)、HbA1c%(OR=4.480，95%CI：1.105~18.168，P=0.036)、D-D二聚体(OR=6.075，95%CI：1.298~28.420，P=0.022)是影响细菌性肝脓肿患者发生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以上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980(95%CI：0.943~0.995，P=0.001)，其对应的敏感度为92.9%、特异度为98.3%。校准曲线图显示标准曲线与预测曲线拟合良好。结论  高龄、中性粒细胞比例升高、C反应蛋白升高、降钙素原升高、低白蛋白水平、糖化血红蛋白升高、D-D二聚体升高是预测细菌性肝脓肿并发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以个体化预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发生脓毒症的概率。

 

 

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后显性肝性脑病发生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建立及评价

李欣忆、李娇娇、孙蔚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目的 构建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后行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患者发生显性肝性脑病的预测模型列线图，并对模型预测能力进行评价。方法 选取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20年1月—2022年12月收治的因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经药物治疗或内镜下止血失败后行TIPS的患者113例，所有患者术后随访6个月，根据TIPS术后是否发生显性肝性脑病，分为显性肝性脑病组（n=32）和非显性肝性脑病组（n=81），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血常规、血清生化学及血凝检查等结果。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TIPS术后肝性脑病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计算一致性指数（C-index）并绘制校准曲线，评价列线图预测能力。绘制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模型临床净收益。结果 显性肝性脑病组与非显性肝性脑病组比较，年龄、糖尿病、Child-Pugh分级、腹水、术前门静脉主干直径、GGT水平、凝血酶原时间及弗赖堡术后生存指数（FIPS）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hild-Pugh分级（OR=0.120，95%CI：0.028~0.508，P=0.004）、术前门静脉主干直径（OR=1.361，95%CI：1.057~1.752，P=0.017）、GGT（OR=1.032，95%CI：1.013~1.052，P=0.001）和FIPS评分（OR=2.838，95%CI：1.277~6.311，P=0.010）是TIPS术后发生显性肝性脑病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以上4项指标建立列线图模型，C-index为0.875，校准曲线拟合良好；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75(95%CI：0.799~0.929，P<0.001)；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0.3~0.9阈概率间模型具有较良好的净获益。结论 Child-Pugh分级、术前门静脉主干直径、GGT及FIPS评分对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TIPS术后显性肝性脑病的发生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基于上述指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以个体化预测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患者TIPS术后显性肝性脑病的发生率。

关键词：肝硬化；食管和胃静脉曲张；门体分流术，经颈静脉肝内；肝性脑病；列线图

 

新型冠状病感染住院患者肝功能临床特征及影响因素

熊雨凡、张新驰、陈丽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目的 分析新型冠状病感染住院患者肝功能临床特征及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苏大附一院2023年12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422例住院患者的一般信息，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治疗转归的资料，并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肝功能指标分为肝损伤组和无肝损伤组，比较两组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指标的差异，并分析肝损伤的影响因素。采用SPSS 24.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共纳入422例患者，男264例（62.6％），女158例（37.4％）；中位年龄（范围）为73岁[IQR(59,82)岁）]；其中178名患者出现肝功能损伤，肝损伤发生率为42.2%， 肝损伤组患者的在年龄，性别，IL-4，D-二聚体，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百分比，降钙素原，白蛋白，CRP水平与非肝损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性别( OR＝2.223，95% CI 1.466~3.371， P＝0.000)，IL-4高( OR＝2.042，95% CI 1.021~4.084， P＝0.043)，D二聚体高( OR=1.802，95% CI 1.132~2.866， P＝0.013)，中性粒细胞计数高( OR＝1.734，95% CI 1.146~2.623， P＝0.009)是肝损伤相关的危险因素。高龄( OR＝0.627，95% CI 0.415~0.948， P＝0.027)，是肝损伤相关的保护因素。多因素分析提示性别（男）( OR＝2.167，95% CI 1.345-3.489， P＝0.001)，D二聚体高( OR=1.748，95% CI 1.091-2.802， P＝0.020)，中性粒细胞计数高( OR＝1.748，95% CI 1.091-2.802， P＝0.020)是新冠患者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肝损伤较常见，与年龄、性别和部分实验室指标升高等有关因此，在COVID-19的预防和治疗中，需加强肝功能相关指标的检测。

 

熊去氧胆酸对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和肝硬化疗效及其对血脂水平的影响

张新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熊去氧胆酸( UDCA) 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和肝硬化（PBC）患者疗效及对血脂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2年6月～2023年6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诊治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61例，根据其初诊时有无肝硬化分为胆管炎组（n=37）和肝硬化组（n=24），两组患者均予 UDCA连续治疗24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和血脂指标的变化。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治疗前后组内比较采用威尔科克森配对符号秩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曼-惠特尼U检验。结果 治疗前，肝硬化组患者的TBIL和ALP显著高于胆管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938、-2.613，均P＜0.005）；两组患者血脂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连续治疗24周后，肝硬化组患者的TBIL、ALT、AST、GGT、ALP［分别为18.24(13.85,34.38)μmol/L、22.25（10.93，37.83）U/L、34.05（27.45，53.13）U/L、76.35（46.38，104.75）U/L、151.60（122.78，179.53）U/L］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分别为21.14（14.80，40.63）μmol/L、46.45（22.48，64.08）U/L、60.65（35.75，80.28）U/L、121.30（53.90，356.13）U/L、224.15（160.43，320.2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314、-2.914、-2.857、-3.133、-3.143，均P＜0.05），肝硬化组患者治疗后血脂指标中的TC、LDH-C［分别为（4.15±1.27）mmol/L、（2.08±0.65）mmol/L］明显低于治疗前水平［分别为（5.01±1.49）mmol/L、（2.56±0.81）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49、4.57，均P＜0.05）；胆管炎组患者治疗后的ALT、AST、GGT、ALP［分别为23.30（14.75，34.40）U/L、27.20（20.60，41.70）U/L、79.90（37.1，154.60）U/L、117.40（89.10，163.30）U/L］均明显低于治疗前水平［分别为35.70（20.15，93.95）U/L、37.60（26.85，70.70）U/L、133.80（60.95，280.10）U/L、142.40（101.75，192.6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519、-3.651、-4.203、-3.176，均P＜0.05）；胆管炎组患者治疗后血脂指标中TC、TG、LDL-C［分别为（4.83±1.11）mmol/L、（1.29±0.44）mmol/L、（2.53±0.83）mmol/L］明显低于治疗前水平［分别为（5.31±1.32）mmol/L、（1.52±0.59）mmol/L、（2.80±0.8）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15、2.63、3.02，均P＜0.05）。治疗后，胆管炎组的TBIL、AST明显低于肝硬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87、-2.274，P＜0.05），且肝硬化组治疗后的TC和LDL-C显著低于胆管炎组治疗后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27、2.213，P＜0.05）。结论 熊去氧胆酸( UDCA)对于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和肝硬化患者，不仅可以明显改善该类人群肝功能损害和胆汁淤积，而且可以调节血脂代谢，尤其是TC和LDH-C，有效改善脂质代谢紊乱。

 

内质网应激诱导肝星状细胞凋亡来促进肝纤维化逆转的研究进展

陈艺灵1, 黄河清1, 卢红1, 陈祖涛*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江苏省

摘要：肝纤维化是各种致病因子导致的肝细胞外基质合成与降解失衡的过程，是肝硬化和肝癌的病理基础。内质网稳态的改变导致未折叠的蛋白质在内质网管腔内积聚，使内质网功能紊乱，即内质网应激（ERS）。肝损伤导致肝星状细胞激活并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其在肝脏过度沉积，进而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大量实验表明肝纤维化是可逆的，而肝星状细胞的活化是肝纤维化的中心环节，因此通过内质网应激特异性诱导活化的肝星状细胞（aHSC）凋亡是促进肝纤维化修复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肝纤维化；内质网应激；肝星状细胞；细胞凋亡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remodelling of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lipid metabolism reprogramming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literature

Yao Sun,Weifeng Zhao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ipid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and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remodeling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existing studies.

Backgrou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s a malignant tumor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with high incidence, poor prognosis and high recurrence. Reprogramming of lipid metabolism and remodeling of the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pathogenic mechanism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ethods: Abnormal changes in lipid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tum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Therefore lipid metabolism reprogramming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as been a focus of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the metabolism of fatty acids and cholesterol in tumors, and changes in the expression levels and activities of key enzymes therein. These changes affec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filtration and metastasis. In addition, reprogramming of lipid metabolism in the microenvironment promotes functional remodeling of immune cells, and the two interact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e metabolic competition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ancer cells and immune cells in the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eserve further in-depth study, thus providing insights for targeted therapy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onclusion: Targe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ipid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combined with immune remodeling therapy is an emerging and promising strategy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Identification of hub gene for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 and diagnosis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by enhanced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Hong Lu ^{a, 1}, Min Zhang ^{c, 1}, Heqing Huang ^{a, 1}, Yiling Chen ^{a, 1}, Zutao Chen ^{a, b} *

^a Infectious Disease Departmen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b MOE Key Laboratory of Geriatric Diseases and Immunology, Suzhou Key Laboratory of Pathogen Bioscience and Anti-infective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cBamRock Research Department, Suzhou BamRock Biotechnology Ltd.,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Zutao Chen

E-mail addresses: chenzt@suda.edu.cn

¹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and co-first authors.

Abstract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a heterogeneous disease caused by multiple etiologie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excessive fat accumulation in the liver and can progress from simple steatosis to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and even to cirrhosis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NASH is a key turning point in the progression of NAFLD, and fibrosis is a key process in the progression of NAFLD. However, the pathogenesis of NASH an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development of fibrosis remain unknown.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tissue RNA-seq data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patients, the key genes and pathways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of NAFLD, NASH, and fibrosis were screened respectively. The development of NAFLD, NASH and fibrosis was discover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lipid metabolism processes. We established three alternative diagnostic models for NAFLD, NASH, and fibrosis by utilizing RNA expression profiles of identified hub genes. The results of the diagnostic models showed that the AUC were 0.999 (NAFLD vs healthy individuals), 0.904 (NASH vs non-NASH in NAFLD), 0.967 (fibrosis vs non-fibrosis in NAFLD) respectively., indicating a potential diagnostic value in these disease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diagnosis by models will scale and automate the diagnostic procedure and reduce subjective bias. The results of identified new key genes in this study may be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the therapeutic targets of NAFLD.

Serum biomarker screening based on RNA-seq for non-invasive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qing Huang^1†, Min Zhang^3†, Hong Lu¹, Yiling Chen¹, Zutao Chen^{*1, 2}

¹Infectious Disease Departmen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²MOE Key Laboratory of Geriatric Diseases and Immunology, Suzhou Key Laboratory of Pathogen Bioscience and Anti-infective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³BamRock Research Department, Suzhou BamRock Biotechnology Ltd.,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China

^†Heqing Huang and Min Zhang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Correspondence:Zutao Chen

E-mail addresses:chenzt@suda.edu.cn

¹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and co-first authors.

Abstract

Backgrou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a common malignancy and one of the leading causes of cancer-related death. Noninvasive methods, including ultrasound,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serum biomarkers alpha-fetoprotein (AFP), have played pivotal roles in assessing HCC in recent decades. However, the performance of ultrasound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equipment quality and operator expertise. Computed tomography causes ionizing radiation exposure. Both imaging methods are not sensitive enough to detect early-stage HCCs. AFP measurement remains far from satisfactory due to high rate of misdiagnosis and underdiagnosis. Therefore, more reliable biomarkers and better noninvasive diagnostic approach are necessary for HCC detection.

Methods: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identified using tissue RNA-seq data from both healthy individuals and patients with adjacent non-tumorous and HCC tumor tissues. Additionally, the hub genes for HCC diagnosis were identified using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annot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hub genes for noninvasive HCC diagnosis was then validated using plasma from healthy individuals, HBV infected patients, and HCC patients. A multi-layer perceptron model (MLP) based on three hub genes was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HCC diagnosis.

Results: Twenty-five candidate gene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analysis and 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 which involved in cell cycle regulation and inflammation processes. Combined with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analysis, ten candidate genes were ultimately identified (BRCA2, CDK1, MCM4, PLK1, DNA2, BLM, PCNA, POLD1, BRCA1, and FEN1). To check the non-invasive diagnosis value of these genes in liver cancer, their expression levels in plasma were detected in healthy individuals, HBV infected patients and HCC patients. CDK1, FEN1, and PCNA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non-HCC (healthy and HBV infected individuals) and HCC patients. The AUC of CDK1, FEN1 and PCNA for distinguishing non-HCC and HCC were 0.691, 0.697 and 0.722 respectively. The AUC of MLP model, which based on three genes, increased to 0.876 in the test dataset.

Conclusion: Three HCC-related hub genes (CDK1, FEN1, and PCNA)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n RNA-seq data. We proposed a non-invasive diagnostic model for HCC detection based on three hub genes.

 

 

Circulating Capsid-Antibody-Complexes Correlate with Hepatic Inflammation in Chronic Hepatitis B

Xizi Jiang¹,Jin Li¹,Xiaonan Zhang²,Chuanwu Zhu¹,Li Zhu¹

1.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uzhou University in Jiangsu Province

2. 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al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Background: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naked capsids exist as capsid-antibody-complexes (CACs) in the circulation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The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ACs were involved in HBV infection induced hepatic inju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ACs with hepatic inflammation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as a novel marker of hepatic inflamm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606 CHB patients (untreated cohort: 316 cases, liver biopsy cohort: 260 cases, therapy cohort: 30 cases). The levels of serum CACs were determined based the semi-quantitative method established by our group.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of CACs level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key clinical indica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Firstly, the serum CACs leve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hepatitis phases (p<0.0001). Further analysis of liver biopsy cohort showed serum CACs levels in G≥2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2 group (p<0.0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 grade, ALT, AST and GGT. ROC curves indicated that CACs (AUC=0.686,P=0.01) have higher diagnostic accuracy in indicating hepatic inflammation than ALT, HBcAb and HBV DNA. In addition, CACs identified hepatic inflammation in CHB patients with normal ALT (AUC=0.638, p=0.035). Finally, serum CACs levels in CHB patients decreased gradual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T and AST during treatment.

Conclusions: Taken togather, CACs can be a novel marker for hepatic inflammation, especially for CHB patients with normal ALT, which can effectively supplement the existing clinical noninvasive hepatic inflammation indica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XCR6+CD8+T cells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Huilian Shi,Lu Weiting,Fei Qiao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ackground: CXCR6+CD8+T cells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various liver and autoimmune diseases. However, their involvement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PBC) has not been eluciated.

Methods: We used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flow cytometry to quantify CXCR6+CD8+T cells in hepatic tissue and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btained from CXCR6+CD8+T cells obtained from PBC patients. Then, we performed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analyses to acc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undance of these cells and clinical as well as pathological data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of PBC.

Results: Our research revealed that CXCR6+ cell frequencies in CD3+CD8+T cells from PBC patients significantly exceeded that of healthy controls (HCs) (2.24% vs. 0.61%, p < 0.01). A similar pattern emerged for hepatic CXCR6+CD8+T cell counts, which were notably higher in the PBC cohort compared to HCs. Our cohort consisted of 118 PBC patients, categorized into 62 early-stage (E-PBC) and 56 late-stage (L-PBC) cases. Notably,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existed between these groups in terms of liver enzyme and lipid profile levels (p < 0.05), with no notable differences observed in gender, age, blood counts, cholesterol levels, or autoantibodies (p > 0.05). Intriguingly, the quantity of hepatic CXCR6+CD8+T cells per high power field (HPF)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both E-PBC and L-PBC patients as opposed to normal liver samples, indicating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se cells across all stages of PBC (p = 0.000).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using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XCR6+CD8+T cell counts and serum levels of Alkaline Phosphatase (AKP) and Gamma-Glutamyl Transferase (GGT), while revealing a negligible correlation with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Subsequent findings indicated significant variances in CXCR6+ cell numbers not only among different PBC stages but also across various degrees of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p ≤ 0.007). In a follow-up study post-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 treatment, stark differences were identified in biochem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profiles between responder (31 patients) and non-responder (33 patients) groups (p < 0.05). A Wilcoxon rank-sum test further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hepatic CXCR6+CD8+T cells between these two response groups (p = 0.002).

Conclusion: CXCR6+CD8+T cell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BC, exhibiting correlations with the extent of inflammation, staging of liver fibrosis, and response to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in PBC patients.

 

 

 

优化慢乙肝停药决策：基于多种生物标志物的综合评估方法

潘高峰、傅茂英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考虑到长期抗病毒治疗可能给慢乙肝患者带来副作用及经济压力，本研究旨在探讨融合多种生物标志物考量的综合评估方法，以精化停药决策过程。该方法预期通过提供定制化治疗方案，不仅优化治疗成效，还能减少不必要的治疗持续时间，从而降低患者的治疗负担。

      方法:该研究通过Pubmed检索平台利用检索公式（“biomarkers” OR “biological markers” OR “biochemical markers”）AND（“chronic hepatitis B” OR “CHB”）AND（“antiviral therapy” OR “antiviral treatment” OR “antiviral drugs” OR “antiviral agents”）AND（“stopping treatment” OR “cessation” OR “discontinuation”），共计检索到79篇与慢乙肝停药相关的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系统性回顾，重点分析与乙肝病毒（HBV）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包括但不限于HBsAg、HBcAg、HBcrAg、HBeAg、HBV DNA及HBV RNA）的角色以及它们在制定治疗停药决策时的综合应用。

      结果:一些特定的乙肝相关生物标志物（特别是HBsAg、HbcrAg、HBV DNA及 HBV RNA水平的降低或不可检测状态）与停药后病毒学控制和长期抑制紧密相关。综合各种标志物的预测比单一标志物的预测慢乙肝停药更为准确和可靠。

      讨论: 面对慢乙肝所带来的医学挑战，尤其是在制定停药决策方面的复杂性与困难，传统的依赖单一生物标志物的方法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这种传统方法往往忽略了疾病的复杂性以及患者间的显著差异，无法提供充分的决策支持。为了克服这一点，最新的研究和实践越来越多地采用基于综合评估的方法来制定停药策略，这种方法利用多种生物标志物，结合肝功能指标、肝脏影像学检查以及免疫系统的全面评估，以设计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不仅有望优化治疗效果，还能显著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当前研究成果强调了开发与验证一个包含多种生物标志物的综合评估模型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模型，可以精确预测治疗停药后的长期病毒学反应，进而提高治疗决策的精准度，并为慢乙肝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策略。这不仅标志着个性化医疗的发展和患者治疗体验的改善，还有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

      因此，对于慢乙肝治疗管理而言，继续开发和完善这些综合评估模型显得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这些模型的开发、验证、改良与实施，以确保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能够为慢乙肝患者带来实际益处。成功实施这些策略不仅能促进医疗实践向更加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还能在如何决策治疗停药和优化病毒控制方面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核衣壳抗体复合物等新型无创性标志物评估慢乙肝患者炎症反应和疗效预后的临床意义研究

李婷婷^1,2、李晋²、朱传武²、朱莉^1,2

1. 苏州大学医学院

2.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传染病科

目的：探讨新型无创性标志物（CACs、HBV RNA）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循环中的表达趋势以及与相关临床指标的相关性，以明确新型无创性标志物（CACs、HBV RNA）在慢性乙型肝炎疾病发展和治疗进程中作为肝脏炎症反应预测和抗病毒疗效预测的临床意义，旨在为慢乙肝患者病情评估及疗效预测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取2023年08月28日至2023年10月2日就诊于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的141名CHB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抗病毒情况包括抗病毒患者93名，未经抗病毒患者48名。收集所有入组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初次就诊时的血清样本、相关临床指标和病毒学指标。课题组前期已建立一种特异性好稳定性高的适合于临床队列开展研究的类似ELISA的CACs检测方法。利用课题组前期建立的CACs半定量检测方法对本研究入组的CHB患者血清中CACs的相对水平进行检测。首先分析两组研究对象CACs水平与肝功能指标、病毒学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相关性分析应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法。其次以HBV RNA、HBeAg为分类标准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亚组分类，分析组间差异性，进一步明确各类指标在乙型肝炎病毒复制中的提示意义。结果：（1）未经抗病毒组患者中，血清CACs水平与ALT（r=0.67）、AST（r=0.73）、HBV DNA（r=0.58）、HBcrAg（r=0.51）呈显著正相关；抗病毒组患者中，血清CACs水平与ALT（r=0.40）、AST（r=0.30）水平呈显著正相关。（2）未经抗病毒组患者中，血清HBV RNA水平与HBcrAg（r=0.75）、HBV DNA（r=0.74）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性；抗病毒组患者中，血清HBV RNA水平与HBcrAg（r=0.80）、HBV DNA（r=0.49）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性。（3）抗病毒治疗队列中，以HBV RNA是否低于检测下限为分类标准，HBV RNA（+）组患者血清HBcrAg（p=0.000）、HBsAg（p=0.003）、HBeAg（p=0.007）水平显著高于HBV RNA（−）组。未经抗病毒治疗队列中， HBV RNA（＋）组患者血清HBcrAg（p=0.001）、HBV DNA（p=0.002）、HBsAg（p=0.002）、HBeAg（p=0.010）水平显著高于HBV RNA（−）组。结论：通过分析新型无创性标志物（CACs、HBV RNA）在慢乙肝患者诊治进程中的表达趋势和相关性，发现CACs与肝脏炎症反应具有很好地正相关，提示CACs能够作为临床上肝脏炎症反应预测的关键分子。此外，在慢乙肝患者未治疗和抗病毒组中，HBV RNA与HBV DNA、HBcrAg等病毒性指标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性，表明HBV RNA具有作为新型无创性指标用于慢乙肝患者病程评估和效率预测的潜能。综上所述，CACs和HBV RNA作为新型无创性标志物能够进一步提高临床上对CHB患者肝脏炎症反应预测和抗病毒疗效评估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联合核衣壳抗体复合物等指标构建预测模型用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脏纤维化分级评估

李婷婷、李晋、李扬、朱传武、朱莉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传染病科

目的：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是导致肝脏炎症反应和肝细胞损失的主要原因。HBV慢性感染诱发机体免疫反应介导肝细胞损伤坏死，继而出现肝细胞结节再生、结缔组织增生、纤维隔形成，逐渐导致肝小叶结构破坏及假小叶形成，进而引发肝脏组织纤维化弥散增生，最后进展为肝硬化。目前，临床上尚缺乏能够对于慢乙肝纤维化进行早期预测的无创性生物标志物。本研究通过分析慢性乙型肝炎未经治疗肝穿患者相关指标表达趋势及临床意义，旨在建立能够用于肝脏纤维化分级预测的联合模型。方法：收集慢性乙型肝炎未经治疗肝穿队列（182例），根据肝穿纤维化分级将所有入组患者分为中重度纤维化组（S=3,4，49例），无或轻度纤维化组（S=0,1,2，133例）。本课题前期建立核衣壳-抗体复合物（Capsid-antibody complexes，CACs）的实验室检测方法，CACs检测数据提示其与慢乙肝患者GS分期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在慢乙肝未经治疗肝穿队列中进行CACs检测，同时纳入CK-18（M30、M65）、PLT、TP、ALB、GLB、ALT、AST、ALP、γGT、TCHO、TG、HBsAg、HBsAb、HBeAg、HBeAb以及HBcAb等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统计数据表明，CACs、M30、M65、PLT、ALT、AST、γGT在中重度纤维化组和无或轻度纤维化组间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001）。将上述7项指标进行ROC曲线分析，CACs、M30、M65、PLT、AST对中重度纤维化组和无或轻度纤维化组的鉴别诊断效率均大于0.75（AUC>0.75）。本研究进一步联合CACs、M30、M65、PLT、AST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建模分析，数据显示CACs联合M30和PLT能够构建最优模型用于肝脏炎症分级预测（S>2 vs S≤2），预测公式为logistic（p）=-2.108+4.118*CACs+0.011*M30-0.015*PLT（AUC=0.920，敏感性为87.8%，特异性为83.5%）。该预测模型的cutoff值为logtic（p）≥-1.3261，即4.118*CACs+0.011*M30-0.015*PLT≥0.7819，建议临床医生考虑该慢乙肝患者的肝脏纤维化分级为S>2，该联合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为92%。结论：本研究通过对慢乙肝未治疗肝穿患者多种关键指标的统计分析，发现CACs联合M30和PLT能够构建高效预测模型用于慢乙肝患者肝脏纤维化分级预测。CACs联合M30及PLT预测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临床现有肝脏纤维化评估体系的不足，进一步提高临床上对慢乙肝患者肝脏纤维化评估的准确性，为慢乙肝患者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有望为CHB患者诊断治疗进程中肝脏纤维化评估提供新型无创性检查方法。

血浆细胞因子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硬化中的表达趋势和临床意义研究

李扬、李明、李晋、朱莉、朱传武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血浆细胞因子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硬化中的表达趋势和临床意义研究

李扬，李晋，朱莉，朱传武，李明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肝病科，苏州 215131

通讯作者：李明，Email:llttyy97@163.com

摘要

目的 收集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乙肝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硬化临床样本，分析两组样本基本信息、常规检验指标、细胞因子及免疫细胞表达等差异，探究两种类型肝硬化在常规检验指标和免疫因子等方面的表达差异，为早期诊断治疗及肝硬化发病机制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集2021年1月-2023年12月期间在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的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60例）及酒精性肝硬化（23例）患者临床样本及相关检验指标数据（基本信息、血常规指标、生化指标、细胞因子及免疫细胞比例等），利用GraphPad和SPSS等软件对全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本研究发现ALT、AST、TBil等生化指标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硬化组间均无显著差异，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等血常规指标在两组间同样无显著差异。IL-1β、IL-4、IL-5、IL-10、IL-12、IFN-α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表达，IL-2、IL-6、IL-17、IFN-γ和TNF-α在乙肝肝硬化组显著高于酒精性肝硬化组，而IL-8的表达水平在酒精性肝硬化组显著高于乙肝肝硬化组。T细胞、CD4+T细胞以及CD8+T细胞等免疫细胞比例在两组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ROC曲线结果表明，GGT、IFN-γ和TNF-α在两组间的预测诊断能力较低（0.5

 

联合核衣壳抗体复合物等指标构建预测模型用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脏炎症分级评估

朱莉、李晋、李婷婷、朱传武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慢性感染引发不同程度肝脏疾病仍然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HBV属于非溶解细胞性病毒，其感染本身并不引发肝细胞损伤，HBV慢性感染诱发机体免疫反应介导肝细胞损伤，导致肝脏炎症反应，炎症反复存在是慢乙肝患者进展为肝硬化和肝癌的重要因素。目前，临床上尚缺乏能够对于HBV慢性感染诱导肝脏炎症进行早期预警的无创性生物标志物。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慢性乙型肝炎未经治疗肝穿患者多种临床指标表达趋势及临床意义进行分析，建立对于肝脏炎症分级具有较高预测准确率的联合模型。方法：收集慢性乙型肝炎未经治疗肝穿队列（196例），根据肝穿炎症分级将所有入组患者分为中重度炎症组（G=3,4，49例），无或轻度炎症组（G=0,1,2，147例）。本研究前期发现核衣壳-抗体复合物（Capsid-antibody complexes，CACs）与肝脏炎症反应存在密切相关性，因此在慢乙肝未经治疗肝穿队列中进行CACs检测，同时纳入CK-18（M30、M65）、PLT、TP、ALB、GLB、ALT、AST、ALP、γGT、TCHO、TG、HBsAg、HBsAb、HBeAg、HBeAb以及HBcAb等相关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统计数据表明，CACs、M30、M65、ALT、AST、γGT在中重度炎症组和无或轻度炎症组间存在极显著性差异（p<0.0001）。将上述6项指标进行ROC曲线分析，CACs、M30、M65、ALT、AST对中重度炎症组和无或轻度炎症组的鉴别诊断效率均大于0.8（AUC>0.8）。本研究进一步联合CACs、M30、M65、ALT、AST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建模分析，数据显示CACs联合M30能够构建最优模型用于肝脏炎症分级预测（G>2 vs G≤2），预测公式为logistic（p）=-6.931+7.051*CACs+0.014*M30（AUC=0.930，敏感性为75.5%，特异性为95.9%）。该预测模型的cutoff值为logtic（p）≥-0.6535，即7.051*CACs+0.014*M30≥6.2775，建议临床医生考虑该慢乙肝患者的肝脏炎症分级为G>2，该联合模型的预测准确率为93%。结论：本研究通过对慢乙肝未治疗肝穿患者多种关键指标的统计分析，发现CACs联合M30能够构建高效预测模型用于慢乙肝患者肝脏炎症分级预测。 CACs联合M30预测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临床现有肝脏炎症评估体系的不足，进一步提高临床上对慢乙肝患者肝脏炎症评估的准确性，为慢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有望为CHB患者诊断治疗进程中肝脏炎症评估提供新型无创性检查方法。

 

 

自身抗体及肝功能检测对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的临床意义评价

李晋、周芬、朱莉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自身抗体、肝功能指标在慢性乙型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以及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中的表达情况，探讨自身抗体及肝功能检测对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病早期诊断的临床意义。方法 本次研究收集2013-2021年在苏州五院就诊的109例健康志愿者（Healthy control，HC），72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Chronic hepatitis B，CHB），74例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Autoimmune liver diease，AILD）以及24例慢性乙型肝炎合并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Chronic hepatitis B combined with autoimmune liver diease， CHB+AILD）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入组样本均采集基本信息、入院肝功能指标以及自身抗体检测结果，健康志愿者未进行自身抗体检测。采用SPSS、GraphPad软件对全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年龄、性别在四组样本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其中抗线粒体M2型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 M2，AMA-M2）和抗可溶性酸性磷酸化核蛋白抗体（Anti-soluble acidic phosphorylated nuclear protein antibody，抗SP100抗体）在CHB+AILD组的检测率显著高于CHB组，提示这两种自身抗体的检测有助于对CHB和CHB+AILD进行鉴别诊断。此外，包括总胆红素在内的8种肝功能指标在四组间比较均存在极显著性差异。其中，CHB+AILD组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水平均显著高于CHB组和AILD组，而总蛋白和白蛋白水平均显著低于CHB组和AILD组。碱性磷酸酶和谷氨酰转肽酶在AILD组和CHB+AILD组均显著高于CHB组。采用二元Logitic回归分析发现联合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白蛋白、谷丙转氨酶以及碱性磷酸酶构建诊断评估模型，有助于增强临床医生对CHB 和CHB+AILD的鉴别区分能力，评估准确率为0.902。结论 联合自身抗体和肝功能指标检测将有助于增强临床医生对CHB、AILD及CHB+AILD的鉴别诊断能力，从而有助于降低对CHB+AILD的漏诊率，实现早期诊断，为患者更早获得合理治疗和临床治愈提供理论依据。

 

细胞因子IL-8在HBV慢性感染相关进展性肝脏疾病中的临床意义研究

李晋、李扬、吴洵洵、陈帆、朱传武、朱莉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019年统计数据表明，HBV全年龄流行率逐年下降，而HBV相关死亡率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HBV慢性感染相关进展性肝脏疾病带来的并发症死亡。HBV属于非溶解细胞型病毒，HBV慢性感染相关肝脏损失主要是由于机体免疫反应导致的，细胞因子在机体抗HBV免疫过程中发挥关键调控和信号传导作用。本研究通过对HBV慢性感染相关临床队列中的多种细胞因子的检测，旨在寻找到在HBV慢性感染进程中具有显著差异表达和重要预测意义的关键细胞因子。方法：本研究共收集了三个临床队列，包括（1）慢乙肝自然感染队列（110例，免疫耐受期、免疫激活期、低复制期、再激活期）；（2）HBV慢性感染相关进展性肝脏疾病队列（105例，CHB、HBV-ACLF、HBV-Cirrhosis、HBV-HCC）；（3）HBV慢性感染相关终末期肝病队列（140例，CHB、HBV-Cirrhosis、HBV-HCC）。在（1）队列和（2）队列中检测IL-1β、IL-2、IL-4、IL-6、IL-8、IL-10、IL-12、IL-17、IFN-γ、TNF-α等细胞因子的表达趋势及相关性。在（3）队列中对寻找到的关键细胞因子表达趋势进行验证。结果：本研究发现在（1）慢性乙肝自然感染队列中IL-8、IL-10、MIP-1α和MIP-1β在肝炎期（免疫激活期和再激活期）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慢性感染期（免疫耐受期和低复制期）；（2）HBV慢性感染相关进展性肝脏疾病队列中，IL-6和IL-8的表达水平在慢加急性肝衰竭组显著高于慢乙肝组。上述两个队列中均观察到IL-8在HBV慢性感染相关肝脏疾病中的差异表达。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在（3）HBV慢性感染相关终末期肝病队列中对IL-8进行检测，发现IL-8的表达趋势与GS分期显著相关，在肝硬化组和肝癌组显著高于慢乙肝组，并且与HBV-HCC的不良预后存在一定相关性。结论：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多个HBV慢性感染相关临床队列中发现IL-8与肝脏炎症发展存在显著相关性，随着肝脏疾病进程发展呈逐渐升高趋势，表明IL-8具有作为HBV慢性感染相关进展性肝脏疾病病程预测新型标志物的临床潜力，可能能够为HBV慢性感染的临床诊治提供新颖思路和创新视角。

 

 

 

HBsAg subviral particles serving as novel carrier mediate the miRNAs delivery between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Li Jin,Yang Li,Qiongyue Zhang,Xunxun Wu,Chuanwu Zhu,Li Zhu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Affiliated Infectious Diseases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China

Background and Aims: The surface antigen of hepatitis B virus (HBsAg) serves as an important immune-modulatory factor in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One aspect of such modulation may act through monocytes which are the major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APCs) taking up HBsAg. There is evidence for the encapsulation of hepatocellular miRNAs by HBsAg particles, while its pathobiological significance is unclear. Here, we characterized the miRNA profile in HBsAg particles of CHB patients and confirmed the delivery of hepatocellular miRNAs into monocytes.

Approaches and Results: We first established and validated the HBsAg purification scheme. The presence of miRNAs in purified HBsAg particles was characterized by Agilent human miRNA array. A total of 244 (detection rate 9.57%) human miRNAs were detected within HBsAg particles in two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Microarray data were further confirmed using qRT-PCR to demonstrate that HBsAg particles carry hepatocellular miRNAs. Based on sucrose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SDGC) method, we confirmed that HBsAg subviral particles, rather than virions, are the main carrier for hepatocellular miRNAs in the circulation of CHB patients. Furthermore, the delivery of HBsAg-carried miRNAs into monocytes were evaluated by multiple systems, including qRT-PCR, flow cytometer and confocal.

Conclusion: HBsAg particles carry hepatocellular miRNAs, which were liver-specific (miR-122, miR-194, miR-192) and inflammatory (miR-939, miR-210), in the circulation of CHB patients. Besides, we firstly confirmed that HBsAg subviral particles serving as novel carrier mediate miRNAs delivery between hepatocytes and monocytes which may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cellular communication. The finding that HBsAg particles mediating hepatocellular miRNAs into monocytes may shed new light on the immunopathogenesis of HBV.

 

 

 

Soluble ST2 Serum Concentration Predicts the Efficacy of an Artificial Liver Support System in HBV-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Rui QIANG¹,Li Zhu²,Hua-Feng Song²,Hui Chen²,Ming Li²,Chuan-Wu Zhu²,Ping Xu^1,2,Jun-Chi Xu^1,2

1.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uzhou University

2. Key Laboratory of Infection and Immunity of Suzhou City, 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Suzhou, Suzhou, China

Background & Objective: Artificial liver support system (ALSS) treatment can reduce the short-term mortality rate from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CLF) by 30% and increase the long-term survival rate of ACLF patients by 50%. Single indices predicting the efficacy of ALSS treatment have poor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Biological detection indices with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ill improve and simplify systems for evaluating ALSS treatment. Recent studies have not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luble growth stimulation expressed gene 2 (sST2), ACLF and ALSS. Whether sST2 can be an independent biological index for predicting efficacy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Hepatitis B virus (HBV)-ACLF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October 2017 to August 2023 at the Affiliated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Residual sera were collected from HBV-ACLF patients within 16 days after ALSS treatment. Serum sST2 was measured by ELISA and analyzed using survival curve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s and other statistical methods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ST2 and ALSS treatment efficacy.

Results: After ALSS treatment, sST2 express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in 48 hours. Survival curves showed that the high-sST2 group had higher short-term mortality (30 days) of patients than the low-sST2 group. After 30 days, <40% of the high-sST2 group survived. According to the time axis curve, sST2 was lower in the survival group than the death group from the 1st day o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idened over time. sST2 had a greater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than other indices. At the cutoff value of 204500.00 pg/mL, sST2 had 94.74% sensitivity and 59.09% specificity.

Conclu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ST2 concentration and ALSS treatment efficacy in ACLF patients was analyz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sST2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ALSS treatment efficacy. sST2 had better predictive value and higher sensitivity than traditional indices. The metrics of sST2 concentration analysis were less affected by time. Our results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and sensitive biological index that can be used for early prediction of ALSS treatment efficacy.

 

 

 

The Immune Pathogenesis of Acute 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nd the Danger Hypothesis

Rui QIANG¹,Xing-Zi Liu²,Jun-Chi Xu^1,3

1.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uzhou University

2. Key Laboratory of Oral Diseases Research of Anhui Province, College and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Infection and Immunity of Suzhou City, 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Suzhou, Suzhou, China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CLF) is a group of clinical syndromes related to severe acute liver function impairment and multiple-organ failure caused by various acute triggering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 Due to its severe condition, rapid progression, and high mortality, it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ACLF mainly includes direct injury and immune injury. In immune injury,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CTLs), dendritic cells (DCs), and CD4+ T cells accumulate in the liver tissue, secrete a variety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chemokines, and recruit more immune cells to the liver, resulting in immune damage to the liver tissue, massive hepatocyte necrosis, and liver failure, but the key molecule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remain unclear. The “danger hypothesis” hold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need for antigens, 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s) als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of the immune response, and this hypothesis is related to the pathogenesis of ACLF. Her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CLF,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on various DAMPs in ACLF, are summarized to identify biomarkers that can predict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s or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t an early stage.

 

Clinical predictors of functional cur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treated with pegylated interferon alpha-2b

Yuanmei Chen¹,Li Zhu²,Chuanwu Zhu²

1. 苏州大学

2.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Abstract 

BACKGROUND & AIMS: Functional cure of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is now the goal of treatment, but is rarely achieved with current therapy.such as pegylated interferon or long-term nucleos(t)ide analogues (NUC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novel biological indicators in peripheral blood that can predict the efficacy of pegylated interferon alfa-2b (PEG-IFN ɑ-2b) treatment for CHB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This observational study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CHB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PEG-IFN ɑ-2b at th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Suzhou from From January 2020 to May 2023, a total of 151 patients. W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83 indicators at the baseline in the patients, including hemocyte indicators, biochemical indexs and serum virologic markers. According to the achievement of functional cure (FC group, n = 43) or non-achievement of functional cure (NFC group, n = 108) at End-of-treatment, the data were analyzed and grouped. Statistical analysis using GraphPad Prism 9.5.1,SPSS 26.0, and MedCalc.

 RESULTS: Thirteen blood markers such as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 and hepatitis B virus-deoxyribonucleic acid (HBV DNA) at baseline show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C groups and NFC groups treated with PEG-IFN ɑ-2b (p ＜ 0.05). In contrast,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a functional cure with interferon therapy. HBsAg and lipoprotein(a) (Lp(a))were associated with FC, with AUROCs of 0.87 (0.750 - 0.914, p ＜ 0.0001) and 0.77 (0.657 - 0.846, p ＜ 0.0001). A combination of HBsAg < 2.09 log10U/ml and Lp(a) > 123.3 mg/L at baseline had a effective predictive for FC with an AUROC of 0.902 (0.824 - 0.953, p < 0.001). In the advantaged groups treated with PEG-IFN ɑ-2b, Lp(a) and Mononuclear cell ratio (MONO %) also can be used to predict FC with AUROCs of 0.74 (0.587 - 0.981, p = 0.004) and 0.71 (0.552 - 0.842, p=0.001 ) besides HBsAg, HBsAb and HBV-DNA. 

Conclusions: The Higher Lp(a) at baseline with PEG-IFN ɑ-2b, the easier to achieve functional cure.A predictive model constructed using baseline HBsAg and Lp(a) in CHB patients had good predictive value for achieving functional cure treated with PEG-IFN ɑ-2b. 

 

 

 

 

 

基于iLivTouch肝脏瞬时弹性成像技术的社区自然人群肝脏病检出率及临床特征 一项基于无锡市新吴区社区人群的横断面研究

章文佳、许玉花、曹慧

无锡市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基于iLivTouch肝脏瞬时弹性成像技术对社区自然人群的肝脏疾病的检出率，分析相关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

方法：于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间在无锡市新吴区6个街道，入选10019名社区人群进行横断面研究，对所有参与筛查的对象进行现场体格检查（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压），并采集个人基线特征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既往传染病、肝脏病及糖尿病史。通过iLivTouch瞬时弹性成像技术测量肝脏硬度值（LSM）和受控衰减参数（CAP）。根据LSM是否≥7.3k Pa以及是否≥10 kPa，分别将调查对象分为有无肝纤维化组及是否发展为代偿期进展性慢性肝病（cACLD）组。根据 CAP数值将调查对象分为：无脂肪肝组（CAP≤244 dB/m）、轻度脂肪肝组（244 dB/m296 dB/m）。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

结果：在本研究筛查的社区人群中，检出2型糖尿病（T2DM）患者366例。社区全人群中的肝纤维化患者2253例（22.5%）、cACLD患者487例（4.9%），而T2DM人群中合并肝纤维化患者142例（38.8%）、合并cACLD患者46例（12.6%）。社区全人群中轻度脂肪肝2811例（48.8%）、中度脂肪肝2146例（37.2%）、重度脂肪肝808例（14.0%），而T2DM人群中合并轻、中、重度脂肪肝患者分别为86例（36.8%）、107例（45.7%）及41例（17.5%）。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社区全人群和T2DM人群的体重指数（BMI）存在显著性差异，两组在是否检出肝纤维化、cACLD、脂肪肝等疾病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32，P=0.031），而在血压、臀围、腰围等指标方面则无显著差异。

结论：相较于自然全人群，社区中T2DM患者有显著升高的肝纤维化、cACLD及脂肪肝发病率。因此对于T2DM患者进行肝脏病的早期无创筛查及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肝衰竭相关病因学对临床结局的预测价值

陆忠华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评估影响不同亚型肝衰竭结局预判指标及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肝衰竭的效果。方法 收

集2020 年1 月至12 月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112 例乙型肝炎（乙肝）和非乙肝肝

衰竭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急性、亚急性、慢加急性、慢加亚急性、慢性肝衰竭各亚型的相关病因，并比较人

工肝支持系统治疗各型肝衰竭的疗效差异。采用Spearman 相关性分析法分析各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方程分析影响肝衰竭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评价各危险因

素对肝衰竭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 112 例肝衰竭患者中由乙肝引起者63 例，由非乙肝引起者49 例；乙

肝肝衰竭组男性是女性的6 倍，高于非乙肝肝衰竭组（1.33 倍）。乙肝肝衰竭组亚急性肝衰竭患者抗凝血酶Ⅲ

（ATⅢ）和总胆红素（TBil）水平均高于肝衰竭前期〔ATⅢ：（59.33±14.57）% 比（35.66±20.72）%，TBil（μmol/L）：

399.21±112.94 比206.08±126.96，均P＜0.05〕；非乙肝肝衰竭组肝衰竭前期、慢性肝衰竭患者ATⅢ均明显高

于急性肝衰竭患者〔（58.33±15.28）%、（44.00±19.10）% 比（31.33±7.57）%，均P＜0.05〕，急性肝衰竭患者TBil

明显低于肝衰竭前期（μmol/L ：107.83±49.73 比286.20±128.92，P＜0.05），亚急性和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TBil

水平也明显高于肝衰竭前期（μmol/L ：417.27±118.60、373.00±187.00 比286.20±128.92，均P＜0.05）。非乙

肝肝衰竭组中亚急性肝衰竭、慢加亚急性肝衰竭和慢性肝衰竭患者住院时间均较急性肝衰竭患者明显延长

（d：36.00±8.31、27.52±11.71、27.72±22.71 比11.00±1.41，均P＜0.05）。乙肝肝衰竭组和非乙肝肝衰竭组采用

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6% 比50.0%，P＞0.05），两组存活患者ATⅢ水平均较

死亡者明显升高〔乙肝肝衰竭组：（36.20±6.26）% 比（27.33±8.87）%，非乙肝肝衰竭组：（41.06±4.16）% 比

（28.71±12.35）%，均P＜0.01〕。相关性分析显示：乙肝肝衰竭组死亡患者和非乙肝肝衰竭组存活、死亡患者

ATⅢ与TBil 均呈明显正相关（r 值分别为0.069、0.341、0.064，P 值分别为0.723、1.196、0.761）； 乙肝肝衰竭组

存活患者ATⅢ与TBil 呈明显负相关（r＝-0.105，P＝0.745）。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ATⅢ是影响非乙

肝肝衰竭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OR）＝1.023，95% 可信区间（95%CI）为-0.001～0.001，P＝0.007〕；

TBil 是影响乙肝肝衰竭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OR＝1.005，95%CI 为-0.002～-7.543，P＝0.033〕。ROC 曲

线分析显示：ATⅢ对非乙肝肝衰竭患者的预后有一定预测价值，ROC 曲线下面积（AUC）＝0.747，95%CI 为

0.592～0.902，P＝0.009；当最佳截断值为39.5% 时，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3.33% 和56.25%。结论 人工

肝支持系统治疗仍难以有效降低肝衰竭晚期患者的病死率；除ATⅢ外，入院时TBil 也可以作为评估急性肝衰

竭患者肝脏代偿能力及预测预后的指标。

 

Determining optimal ALT cut-off values for predicting significant hepatic histological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normal ALT in the grey zone of chronic

Zhonghua Lu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Background and Aims: We aimed to define gender-specific,optimal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 cut-off

values for the prediction of significant liver histological changes (SLHC)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grey zone (GZ)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and normal ALT.

Methods: In a retrospective study, we included 1101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GZ CHB and normal ALT assigned to training or internal validation cohorts. We included an independent cohort of 842 patients for external validation. We perform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smoothed curve fitting, and threshold effect analyses to determine optimal ALT cut-off values.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values were calculated to assess their predictive performance.

Results: A proportion of 79.3% of patients with GZ CHB and normal ALT (≤40 U/L) had SLHC. ROC curve analysis initially identified optimal ALT cut-off values of 29 U/L (male) and 22 U/L (female). After smoothed curve fitting and threshold effect analyses, new optimal cut-off values were 27 U/L for males and 24 U/L for females. AUCs for these values were 0.836 (male) and 0.833 (female) in the internal validation cohort,

and 0.849 (male) and 0.844 (female) in the external validation cohort. The accuracy and discriminative ability of the newly defined ALT cut-off values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the current recommendations. 

Conclus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d novel optimal ALT cut-off values for more precise prediction of SLHC among Chinese patients with GZ CHB and normal ALT levels. This may help identify individuals who will benefit from timely antiviral therapy.

 

Immunosuppression induces regression of fibrosis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with moderate-to-severe interface hepatitis

Zhonghua Lu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Background: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PBC) treated with 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 the presence of moderate-to-severe interface hepatitis i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death. This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novel treatment approache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ombination therapy of UDCA and immunosuppressant (IS)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UDCA monotherapy.

Methods: We conducted a multicenter study involving PBC patients with moderate-to-severe interface hepatitis

who underwent paired liver biopsies. Firstly, we compared the efficacy of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UDCA

monotherapy on improving biochemistry, histology, survival rates, and prognosis. Subsequently we investigated

the predictors of a beneficial response.

Results: Thi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ith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data was conducted in China from January 2009 to April 2023. Of the 198 enrolled patients, 32 underwent UDCA monotherapy, while 166 received combination therapy, consisting of UDCA combined with prednisolone, prednisolone plus 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or prednisolone plus azathioprine (AZA). The monotherapy group was treated for a median duration of 37.6 months (IQR 27.5–58.1), and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group had a median treatment duration of 39.3 months (IQR 34.5–48.8).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showe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efficacy in reducing fibrosis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from clinical to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a multi-center

Zhonghua Lu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Background:The evaluation of patients with fatty liver as defined by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MAFLD) in the real world remains poorly researched.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se the clinical and histolog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MAFLD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 and to characterize each metabolic subgroup of MAFLD.

Methods:

A total of 2563 patients with fatty liver confirmed by ultrasonography and/or magnetic resonance tomography and/or liverbiopsy-proven from three hospitals in China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according to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MAFLD and NAFLD,and MAFLD into different sub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2337(91.2%) patients fitting the MAFLD criteria,and 2095(81.7%) fitting the NAFLD criteria.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 NAFLD,those with MAFLD were more likely to be male,had more metabolic traits,higher liver enzyme levels,and noninvasive fibrosis scores.Among the patients with liver biopsy,the extent of advanced fibrosis in cases with MAFL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 NAFLD,31.8% versus 5.2%(P<.001);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anced fibrosis between obese cases and lean individuals in MAFLD(P>.05);MAFLD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advanced fibrosis than those without diabetes(43.3%and17.2%,respectively;P<.001).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MAFLD havea higher degree of liver fibrosis than NAFLD patients.In addition,diabetic patients should be screened for fatty liver and liver fibrosis degree.

 

血清外泌体miRNA-451a对HBV相关肝细胞癌早期诊断的价值

朱冬梅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分析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肝细胞癌(HCC)患者和肝硬化(LC)患者血清外泌体微小RNA-451a (exo-miRNA-451a)水平，以了解血清exo-miRNA-451a对HBV相关HCC早期诊断的价值。方法 选取2018年1月 至2022年12月，在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术后病理证实为HCC的患者60名 (HCC组)，和同期住医院HBV相关LC患者60名(LC组)。记录入组患者的基线甲胎蛋白(AFP)、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等。采用qRT-PCR的方法检测血清exo-miRNA-451a表达水平。进行logistic 回归分析，通过独立危险因素的回归系数构建联合预测因子，绘制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评价各项指标对HCC的早期诊断价值。结果 HCC组血清exo-miRNA-451a水平中位数为853.86 (570.99 – 1984.15)，显著高于LC组的239.47 (178.62 – 451.62) (z = –6.309,P = 0.000)。以LC组为对照，exo-miRNA-451a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34 (95％CI: 0.762 - 0.906, P = 0.000)，当截断值为472.08时，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81.7％和78.3％。根据回归系数构建的联合诊断因子，ROC曲线下面积是0.877，当截断值为710.28时，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3.3％和75.0％，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差(χ²=24.27，P = 0.002)。结论 血清exo-miRNA-451a在HBV相关HCC患者中显著高于LC患者，分析认为其对HBV相关HCC有较好的早期诊断价值。

 

装载miRBA-451a的外泌体对肝癌细胞株增殖的影响研究

叶春艳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装载miRNA451a的外泌体对肝癌细胞株HepG2和SMMC-7721增殖的影响。方法 正常肝组织上皮细胞株HL-7702来源的外泌体，通过与胆固醇基修饰的miRNA-451a模拟物直接孵育构建外泌体451a复合体。将构建的exo-miRNA-451a复合体、等量miRNA-451a模拟物、等量PBS分别接种于96孔板中处于对数生长期的HPG2和SMMC-7721细胞，作为实验组、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采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exo-miRNA-451a复合体进入细胞内的情况；CCK8法检测HPG2和SMMC-7721细胞增殖。结果 构建的外泌体miRNA-451a复合体分别与HepG2和SMMC-7721细胞，共培养3h时，在共聚焦显微镜下，有PKH67标记的外泌体和Cy3标记的miRNA-451a在HepG2和SMMC-7721细胞中共定位，并且在随后的６h、12时观察时逐渐增多。CCK-8实验提示当外泌体451a复合体和miR-451a模拟物分别与肝癌细胞株共孵育6小时，OD值差异不明显；共孵育12小时实验组OD值低于对照组，共培养48小时实验组OD值显著低于对照组。结论 装载miRNA-451a的外泌体可抑制肝癌细胞株的增殖。

 

 

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人群疾病预后研究

濮翔科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一、目的 慢性病毒性肝炎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发病率高，病程长预后较差。近年来，脂肪肝的发病率逐渐上升，与慢性病毒性肝炎的合并发生对患者的预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人群的疾病预后，为临床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

二、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2022年至2023年期间在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共纳入230例。其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150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80例。所有患者均进行了肝脏超声检查和肝功能实验室检查，根据超声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单纯慢性病毒性肝炎组和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组。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病毒载量、肝功能指标等临床资料，并随访观察患者的疾病进展和预后。

三、结果 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组的患者的年龄和性别分布与单纯慢性病毒性肝炎组相似。在病毒载量方面，合并脂肪肝组的病毒载量显著高于单纯慢性病毒性肝炎组（P<0.05）。在肝功能指标方面，合并脂肪肝组的ALT和AST水平显著高于单纯慢性病毒性肝炎组（P<0.05），而ALT/AST比值在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随访结果显示，合并脂肪肝组的患者疾病进展速度较快，肝硬化发生的比例显著高于单纯慢性病毒性肝炎组（P<0.05）。此外，合并脂肪肝组的患者肝脏病变程度也较重，肝细胞癌发生的比例显著高于单纯慢性病毒性肝炎组（P<0.05）。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患者的疾病预后较差。脂肪肝的存在可能加重了病毒性肝炎的病情，加速了疾病进展，并增加了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发生风险。这可能是由于脂肪肝导致的肝脏代谢紊乱和炎症反应增强，进一步损害了肝脏功能和结构。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较小，且随访时间较短，未能充分评估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患者的长期预后。未来需要进一步的大样本、长时间随访研究，以深入了解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患者的疾病预后，并探索相关的治疗策略和预防措施。 综上所述，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患者的疾病预后较差，需要密切监测和积极治疗。对于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应定期进行肝脏超声检查，早期发现和干预脂肪肝，以改善患者的预后。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慢性病毒性肝炎合并脂肪肝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HBV相关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DHODH基因rs3213422位点CC和AC基因型之间代谢组学特征和预后比较

薛源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死亡率高达30%-60%，是肝病领域的治疗难点和研究热点。本研究旨在探讨HBV相关ACLF患者宿主遗传因素、代谢因素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从2015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金坛市第一人民医院4个临床中心先后纳入183例患者，其中HBV相关ACLF患者125例，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10例，HBV相关失代偿期肝硬化(DC)患者28例，HBV相关代偿期肝硬化（CC）患者20例。使用Illumina亚洲人基因组芯片技术（ASA）进行基因组学分析，并使用UPLC-Q-TOF/MS进行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住院期间收集年龄、性别、肝功能、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肌酐、血细胞计数、并发症等资料。研究的终点是90天死亡率。

结果: 183例患者进行基因组学分析。选择二氢乳清酸脱氢酶（DHODH）基因rs3213422位点为候选分析位点，在125例HBV相关ACLF患者中，剔除13例结局不详的患者，72例为CC基因型患者，34例为AC基因型患者，5例为AA基因型患者，1例患者存在缺失变异。58例对照组患者（CHB患者10例，DC患者28例，CC患者20例），31例为CC基因型患者，26例为AC基因型患者，1例为AA基因型患者。72例CC基因型患者中，死亡45例，存活27例；34例AC基因型患者中，死亡10例，存活24例；5例为AA基因型患者中，死亡1例，存活4例；1例缺失变异患者死亡。CC基因型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高于非CC型（62.5% Vs. 30%，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CC基因型（P=0.001）、ALT（P=0.057）、TBil（P=0.003）、INR（P=0.001）、WBC（P=0.014）和PLT计数（P=0.062）和ACLF患者90天死亡率相关。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CC基因型、ALT、TBil和INR是ACLF患者90天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多因素分析建立新模型Model_rs3213422CC_ALT_TBil_INR预测ACLF预后的AUROC为0.851，敏感性87.72，特异性70.91，显著优于MELD模型（AUROC=0.784，P值为0.031）。按照临界值为0.4027，将患者分为低危组（Model＜0.4027）和高危组（Model≥0.4027），两组之间90天累计生存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0.01）。其中有55例患者做了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代谢通路分析筛选出脂肪酸合成、牛磺酸和脱氧牛磺酸代谢、甘氨酸和丝氨酸代谢、丙酸盐代谢。差异代谢产物中9种下调，162种上升。差异代谢产物分析筛选出9种化合物的AUROC ≥0.7，其中8种在CC型患者中高表达，1种在AC型患者中高表达。MELD评分与溶血磷脂酰胆碱含量负相关，与β-柠檬酰基-L-谷氨酸含量正相关。MELD分别联合差异代谢产物溶血磷脂酰胆碱和β-柠檬酰基-L-谷氨酸组建新模型，与单独MELD评分的AURO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DHODH基因rs3213422位点CC基因型、ALT、TBil和INR是ACLF患者90天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两个基因型的患者之间在脂肪酸合成、牛磺酸和脱氧牛磺酸代谢、甘氨酸和丝氨酸代谢、丙酸盐代谢方面存在差异，具体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基于甘油三酯—血糖指数建立HBV相关肝癌发生的预测模型

杨苏华、薛源、戴虹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中国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构成了巨大的公共卫生负担。HBV相关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风险很高，尤其是失代偿期肝硬化(decompensated cirrhosis, DC)患者，缺乏肝癌发生的精准预测模型。非侵入性评分系统(noninvasive scoring systems, NSS)，包括纤维化-4(fibrosis-4, FIB-4)、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与血小板比值指数(aminotransferase-to-platelet ratio index, APRI)和γ-谷氨酰转肽酶与血小板比率(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to platelet ratio, GPR)，在评估肝纤维化方面具有优势，在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预测方面应用较少。PAGE-B、mPAGE-B、CAMD、ALBI和aMAP评分在已经建立的模型中，具有较好的预测性能。本研究针对HBV相关肝硬化患者，建立发生HCC的预测模型，并与无创评分模型进行比较。

方法：入组242例HBV相关肝硬化患者并随访。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HCC发生的危险因素。通过分析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比较不同模型的效能。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37个月(6-123月)。随访结束时，11例(11.3%)代偿性肝硬化(compensated cirrhosis, CC)患者和45例(31.0%)失代偿性肝硬化患者发生HCC。肝癌组甘油三酯和葡萄糖指数(triglyceride-glucose, TyG)高于非肝癌组(Z=-1.992，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P<0.01)、DC (P<0.01)、TyG指数(P=0.08)、白蛋白(ALB)水平(P=0.05)、血小板(PLT)计数(P<0.01)、HBV DNA阳性(P<0.01)与HCC的发生有关。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DC、TyG指数、PLT计数、HBV DNA阳性是HCC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分别为0.01、0.01、<0.01、0.05、<0.01)。对于DC患者，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TyG指数、HBV DNA阳性是HCC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由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年龄、DC、TyG、PLT和HBV DNA阳性的新模型Model(age_DC_TyG_PLT_HBVDNA)。

新模型Model(age_DC_TyG_PLT_HBVDNA)的AUROC为0.778，显著高于FIB-4、APRI、GPR (AUROC分别为0.655、0.613、0.629，P值均<0.05)。另外，新模型的AUROC也显著高于PAGE-B、mPAGE-B、CAMD、ALBI和aMAP(AUROC分别为0.682、0.710、0.672、0.568和0.700，P分别为0.02、0.07、0.01、<0.01、0.03)。Model(age_DC_TyG_PLT_HBVDNA)的最佳截断值为0.197，敏感性为85.45%，特异性为63.24%，约登指数=0.487。可将患者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根据K-M生存分析曲线，该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能(χ2=42.08，P<0.01)。

结论：TyG指数是肝硬化患者发生HCC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年龄、DC、TyG、PLT和HBV DNA阳性建立的新模型，其预测效能优于FIB-4、APRI和GPR无创评分系统，也优于PAGE-B、mPAGE-B、CAMD、ALBI和aMAP。

 

D-dimer Is a Prognostic Marker for 1-year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Failure and Hepatic Encephalopathy

yuan xue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zhou

Introduction and objectives: Hepatic encephalopathy (HE) is a neuropsychiatric complication of liver failure with poor outcome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on values of D-dimer in patients with HE.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failure (CLF) and HE were enrolled.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for 1-year mortality of HE.

Results: During the first year after diagnosis, 39.2% (65/166) of the patients died. D-dimer was significant higher in non-survivors (Z=2.617, P<0.01). Both D-dimer and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ild-Pugh, MELD scores,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dium (all P<0.01). Moreover, there w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dimer and HE grades (r= -0.168, P= 0.031),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R and HE grades was not significant (r= 0.083, P= 0.289).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odds ratio (OR): 1.035, 95% CI: 1.004–1.067, P =0.03), D-dimer (OR=1.138, 95% CI: 1.030–1.258, P =0.01), ALT (OR=1.012, 95% CI: 1.001-1.022, P =0.03), and sodium (OR= 0.920, 95% CI: 0.858–0.986, P =0.02)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1-year mortality. Then, a new model Model(Age_DD_ALT_Na) incorporating age, D-dimer, ALT and sodium, was developed. AUROC of Model(Age_DD_ALT_Na) was 0.73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ELD and Child-Pugh scores (AUROC: 0.602 and 0.599, P= 0.013 and 0.022).

Conclusion: D-dimer is a prognostic marker for 1-year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CLF and HE.

 

The Free Triiodothyronine,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and 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 Index: A Novel Model for Predicting 1-year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Hepatic Encephalopathy

yuan xue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zhou

Background and aims: Patients with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DC) and hepatic encephalopathy (HE) have a high mortality, and it is critical to stratify those with poor prognosis.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fibrosis-4 (FIB-4), aminotransferase-to-platelet ratio index (APRI) and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to platelet ratio (GPR) in patients with DC and HE. Methods: Data from 252 patients with DC and HE were collected. Prediction accuracy of noninvasive score system (NSS), including APRI, GPR and FIB-4, was compared. Results: During a median follow-up of 20.4 months, 164 (65.1%) patients survived and 88 (34.9%) patients died. Patients in the non-survivo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older than those in the survivor group (Z=-3.822, P<0.01). GPR, APRI and FIB-4 in the survivor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n-survivor group (all P<0.01). Incidences of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UGIB), hepatorenal syndrome (HRS) and 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 (SBP), were higher in the non-survivor group (P<0.01). Ag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UGIB, HRS and SBP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1-year outcomes of HE. The AUROC of Model(Age_ALT_UGIB_HRS_SBP) (0.758)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FIB-4, APRI, GPR and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While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Model(Age_ALT_UGIB_HRS_SBP) was defined as 0.3, the cumulative survival rate of the high-risk group was lower (χ2=40.55, P＜0.001).

Conclusion: NSS in combination with age, ALT and DC-related complications was useful to predict 1-year mortality of HE.

 

 

Thyroid hormone, Immunoglobin and Complements for predicting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evelopment in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Liver Cirrhosis

yuan xue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zhou

Background and Aims: Hepatic encephalopathy (HE) is characterized by neuropsychiatric manifes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DC) and/or liver failur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yroid hormone in patients with HE.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patients with DC and HE were enrolled,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for 1-year mortality.

Results: Among the 81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DC and HE, 9 (11.1%) died within 3 months, and 15 (18.5%) died within the first year. More patients with FT3 < 3.5pmol/L had ascites (33.3% Vs. 8.9%, P<0.01) and higher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Z=3.669, P<0.01). Additionally,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levels were lower in the non-survivor group (P<0.01). FT3 exhibit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otal bilirubin,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and MELD (all P<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T3,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 and 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 (SBP)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1-year mortality of HE. A new model incorporating FT3, GTT, and SBP demonstrated superiority to MELD based on the AUROC (0.9 and 0.752, P=0.04).

Conclusion: Low FT3, but not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and free tetraiodothyronine, was identified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1-year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DC and HE. The newly proposed prognostic model, which includes FT3, GTT, and SBP, holds significant predictive value.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agnosis of hepatic sinus obstruction syndrome caused by Tusanqi

Youwen Tan

The Third Hospital of Zhenjiang Affiliated Jiangsu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nax notoginseng (Tusanqi)-induced 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 (HSOS) and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anticoagulant therapy for Tusanqi-induced HSO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49 patients with Tusanqi-induced HSOS who were treated with either anticoagulation or standard therapy between July 2006 and December 2021. Each patient’s medical history, including Tusanqi and other medication use before symptom onset, was recorded. In addition, data 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laboratory examination findings,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cluded abdominal pain (47 cases), anorexia (40 cases), peritoneal or pleural effusion (46 cases), simple peritoneal effusion (40 cases), and effusions involving both the chest and abdominal cavity (10 cases). The serum total bilirubin (TBIL) level increased in 46 patients, among whom 43 patients showed mild-to-moderate elevation (<51 umol/L). Eight patients showed a progressive increase in TBIL levels after admission. Subacute liver failure was diagnosed in six patients, and two patients died. Nineteen patients requested standard medical treatment, 30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nticoagulants, and six patients received 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s (TIPSs). HSOS resolved within 6 months in 22 patients and did not resolve in 27 patients. The rate of resolution was higher in the anticoagulant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standard treatment group (P < 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 history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 or its treatment increased the risk of poor outcomes. Bleeding complications occurred in six patients in the anticoagulant treatment group. The decrease in TBIL level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TIPS placement was similar to that in patients who did not undergo TIPS placement (P > 0.05).

Conclusion: Early correct diagnosis and anticoagulant treatment are beneficial for rapid recovery after Tusanqi-induced HSOS. However, anticoagulant treatmen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multisite bleeding. Further studies with a larger sample size should focus on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anticoagulant treatment for Tusanqi-induced HSOS.

 

Metabonomic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are different between RPH3AL rs7217319 CC and TC Genotyp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Yishan He¹,Suhua Yang²,Yaru Pan¹,Yihuai He³,Qing Lan⁴,Bin Lin⁵,Jianchun Lu¹,Hong Dai²,Yuan Xue¹

1. Changzhou Third People’s Hospital,

2. Department of Surgery, Changzhou Third People’s Hospital

3.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4.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5.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Jintan People’s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aims：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CLF) is a severe liver disease with high short-term mortality.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tabolomic characteristics, host genetic factors and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ACLF.

Methods: A total of 183 patients, including 125 with HBV-related ACLF, 10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28 with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DC), 20 with compensatory cirrhosis (CC) were enrolled. Genome-wide association analyses using Asian Screening Array technology and untargeted metabolomics analyses by UPLC-Q-TOF/M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SNP rs7217319 in Rabphilin 3A like (RPH3AL) gene was selected as a candidate variant. Both GWAS and untargeted metabolomics were performed in 55 ACLF patients, among whom 34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as CC genotype, and 19 patients with TC genotype. Compared with patients in CC group, those in TC group had higher total bilirubin,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and model of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score (z= 3.070, 2.217 and 2.519, all P<0.05), and higher mortality (73.7% Vs. 38.2%, P=0.01). Metabolic analyses showed that glycerophospholipid metabolism, primary bile acid biosynthesis, tricarboxylic acid cycle, porphyrin and chlorophyll metabolism, pyruvate metabolism we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enotypes. For 11 patients in genotype CC group, metabolites including propenal, tauroursodeoxycholic acid, L-aspartic acid and acetic acid, decreased at week 4 in survivors and increased in non-survivor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INR, genotype CC and PLT (all P<0.05) were associated with 90-day mortality. Furthermore, multivariable analysis showed that INR and PLT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90-day mortality.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RPH3AL rs7217319 CC genotype have different metabolism characteristics from TC genotype, suggesting that genetic variants may involv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of ACLF by influencing metabolic pathways.

 

 

Alteration of serum bile acid profiles of HBV-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dentified by LC-MS/MS

Liming Zheng,Sijia Dai,Longgen Liu

Changzhou Third People's Hospital, Changzhou Medical Center,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angzhou,213001, China

Backgrou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losely related to metabolic disorders is a common and aggressive liver malignancy. The dysregulation of bile acid homeostasis has emerged as a key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HCC.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le acids and HCC diagnosis and prog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744 HBV-related patients (including 396 HCC patients and 348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s) were enrolled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and the levels of bile acid profiles were determined by LC-MS/MS.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reduce the effect of selection bias,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s of bile acid.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for mos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HCC group and the CLD group before PSM analysis. Patients with HCC were older and fatter (p<0.05). After adjusting with a 1:1 ratio for the Age, Gender and BMI, 42 HCC patients and 42 non-HCC patients were matched in two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total bile acid level in HCC patient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s before and after PSM analysis (p<0.05). However, patients with HCC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DCA, LCA, and GLCA and lower levels of TCDCA, GUDCA, and TUDCA (p<0.05, respectively). Besides, the TCDCA, TUDCA, GLCA, and GUDCA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procession. Moreover, the BAs profiles had a superior predictive ability for pred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CC even in patients with low serum AFP levels.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HCC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total bile acid, but higher levels of secondary bile acids (DCA, LCA, and GLCA). The levels of primary bile acid (TCDCA)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umor size and stage,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bile acids were involved in the HCC procession and had import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s.

 

Methylprednisolone for Swietenia macrophylla seeds induced Liver Injury: A Case Report

yuan xue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zhou

Introduction: Swietenia macrophylla seeds (SMS), as a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widely used against diabetes, hypertension, and malaria. To date, knowledge about the safety for human consumption remains limited.

Case presentation: We herein reported two cases of 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DILI) caused by SMS. Both the patients had positive antinuclear autoantibodies. Hepatotoxicity of SMS is characterized by elevated alanine amino-transaminase, and obvious autoimmune-like hepatitis. Furthermore, the 2nd biopsy at the 3rd year of methylprednisolone treatment showed normal liver tissue, and then methylprednisolone was withdrawn. No recurrence happened during one-year follow-up after methylprednisolone withdrawal.

Conclusion: SMS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liver damage for patients with potential immune disorders, and patient with SMS-related DILI may benefit from methylprednisolone.

Keywords: Swietenia macrophylla; drug induced liver injury; hepatotoxicity; methylprednisolone; autoimmune hepatitis.

 

The Ag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nd Complications Index: A New Model Predicts 1-year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and Hepatic

yuan xue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Changzhou

Backgrou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surveillance is crucial for patients with compensated cirrhosis (CC) and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DC). There is a lack of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yroid hormone (TH), immunoglobulin (Ig), and complement tests in patients at high risk of HCC.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 Ig, and complements for HCC development.

Methods: Data from 142 patients, comprising 72 with CC and 70 with DC, were analysed as a training set. Among them, 10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mplement and Ig tests were considered for internal valida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HCC development.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duration was 32 (24-37) months. The incidence of HC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DC group (16/70, 22.9%) compared to the CC group (3/72, 4.2%) (χ2=10.698, P<0.01). Patients with DC exhibited lower total tetraiodothyronine (TT4), total triiodothyronine (TT3),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complement C3, and C4 (all P<0.01), and higher IgA and IgG (both P<0.01). In both CC and DC patients, TT3 and TT4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anine transaminase (ALT), 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 and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 IgG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gM, IgA, ALT, and AST, while i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3 and C4. Multivariabl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ge, DC status, and GGT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HCC development.

Conclusion: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 Ig, and complements for HCC development is suboptimal. Age, DC, and GGT emerge as more significant factors during HCC surveillance in HBV-related liver cirrhosis.

 

 

 

Benefits and risks of anticoagulant therapy for Tusanqi-induced 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

Youwen Tan

The Third Hospital of Zhenjiang Affiliated Jiangsu University

Tusanqi-induced 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 (HSOS) is caused by exposure to pyrrolizidine alkaloids (PAs) and manifests as abdominal distension, liver pain, ascites, jaundice, and hepatomegaly. In addition, congestion and 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manifested as HSOS. We summarize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24 cases of HSOS caused by Tusanqi in China between 1980 and 2019 and 831 cases from 7 case series in English, showing that PA-HSOS ha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such as abdominal pain, ascites, and jaundice. The imaging features include characteristic changes in uneven density, slender hepatic veins, and indistinguishable changes. The acute stage mainly manifests as hepatic sinus congestion and necrosis. However, hepatic sinus congestion and perisinusoidal fibrosis were still observed during the repair period. In addition, hepatic sinusoidal fibrosis and central hepatic vein occlusion were observed in the chronic phase. The new Nanjing standard of PA-HSOS combines the history of PA consumption and imaging features and discards weight gain and the specific value of serum total bilirubin. Preliminary clinical validation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Nanjing standard for PA-HSOS diagnosis were 95.35% and 100%, respectively.

 

Early diagnostic value of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in 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 induced by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 Narrative Review

Youwen Tan

The Third Hospital of Zhenjiang Affiliated Jiangsu University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sinusoidal obstruction syndrome (SOS) also called veno occlusive disease (VOD) is a clinical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symptoms such as right upper quadrant pain, jaundice, fluid retention, and hepatomegaly, and is caused by pretreatment-related hepatotoxicity in the early stages after HSCT.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HSCT-SOS/VOD is based on the revised Seattle standard  or  Baltimore standard. The revised standard by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EBMT) in 2016 has good practicability and can also b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bove two standards..There are eight research shown value of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LSM) in early diagnosis of HSCT-SOS/VOD and four studies investigated the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of early diagnosis of HSCT-SOS/VOD using LSM. LSM can distinguish SOS/VOD from other post-HSCT complications to make a clea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median LSM of patients with SOS/VOD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other treatment-related liver complications (e.g., acute cholecystitis, cholangitis, antifungal drug-related liver injury, liver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 isolated liver biochemical changes, fulminant Epstein Barr virus related hepatitis reactivation). Thus, the above data confirms the utility of LSM, and strongly suggests that LSM improves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SOS/VOD diagnostic clinical score after allogeneic HSCT. Early diagnosis of SOS is beneficial to the early prevention of severe complications of HSCT

 

 

A novel model based on ubiquitination-related gene to predict  prognosis and immunotherapy respons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Zhenjiang Zhang

Suqian first people hospital

Backgrou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a common cancer tha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global health problem and a major public health concern. In order to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additional biomarkers and targets must be explored. Ubiquitination-related genes (URGs), as tumor regulators, exhibit multiple functions in tumor development. Our objective wa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URGs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CC.  Methods: By utilizing unsupervised cluster analysis, we were able to identify URGs in the database  and create a risk score profile for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CC. The model’s  clinical application was explored using subject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s, survival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We additionally examined the variances in clinical traits, immune  infiltration, somatic genetic alterations, and responsiveness to treatment among high- and low_x0002_risk populations identified by the prognostic model. Scores for immune cell infiltration and  immune-related pathway activity were determined by performing ssGSEA enrichment analysis.  Additionally, to investigate potential mechanisms, we utilized GO, KEGG and GSVA analyses.  Results: We developed a risk scoring model that relies on genes associated with ubiquitination. As  the risk score increased, the malignancy and prognosis of the tumor worsened. The high-risk and  low-risk groups exhibited notable disparities in relation to the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genes  associated with immune checkpoints, sensitivity to drugs, and response to immunotherapy.  Conclusion: The utilization of a risk model that relies on genes associated with ubiquitination can  serve as a biomarker to asses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CC, and aid in the selection of  suitable therapeutic agents.

 

 

逍遥丸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的初步探索

张海峰、朱敏、朱雪娟、琳杰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通过网络药理学及动物实验学方法，初步探讨逍遥丸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的治疗作用及其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1.通过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 pharmacology, TCMSP）平台筛选逍遥丸有效化学成分及作用靶点，利用GeneCards数据库、OMIM数据库、DisGeNET数据库、DrugBank数据库、TTD数据库等对NAFLD疾病靶点进行筛选，将逍遥丸的作用靶点和NAFLD的疾病靶点进行交集分析，构建蛋白质-蛋白质互作（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网络及中药-化学成分-疾病靶点网络图。运用R语言对交集靶点进行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 GO)功能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信号通路富集分析。

2.将15只6周龄健康的C57BL/6雄性小鼠随机分成三组，包括对照组、模型组和干预组，每组各5只。所有小鼠适应性喂养1周后，进行分组处理：正常对照组予普通饮食，模型组、干预组予高脂饮食。在此基础上，模型组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干预组予逍遥丸配置溶液灌胃。实验过程中，观察小鼠毛皮、精神状态，并每周记录体重变化趋势。连续干预12周后处死小鼠，测量末梢血糖，并收集小鼠血及肝脏组织，肝脏组织称重拍照。采用生化方法检测各组小鼠血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triglyceride，LDL-C）、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水平；用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染色检测肝脏组织形态学变化，油红O染色观察小鼠肝脏组织中脂质沉积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法检测肝脏组织中氧化应激指标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水平；蛋白免疫印记（Western Blot，WB）法检测肝脏组织中AMPK、SREBP-1c的表达水平。

结果  1.通过TCMSP数据库检索删重后共得到逍遥丸有效活性成分149个，潜在作用靶点266个，以“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等为关键词在各个疾病数据库中共检索得到2012个疾病作用靶点，两者取交集后共得到133个中药-疾病共有靶点，以此构建“中药-化学成分-疾病靶点”网络图和PPI网络图，筛选后共得到12个网络核心靶点。进行GO及KEGG通路富集后共得到2540条分子功能富集结果和186条信号通路富集结果。

2.通过动物实验证实，逍遥丸可以改善高脂饮食引起的小鼠体重增长及血糖变化，降低血清中TC、TG、LDL-C、AST、ALT水平及肝组织中氧化应激指标MDA水平。HE染色和油红O染色结果提示逍遥丸能够有效改善NALFD小鼠肝细胞脂肪变性及肝组织脂质沉积。同时，通过Western Blot法发现干预组小鼠肝组织中AMPK蛋白表达水平较模型组上调，SREBP-1c蛋白表达水平较模型组下调。

结论  1.网络药理学结果表明逍遥丸中多种有效化学成分可以通过多靶点、多条信号通路的协同级联作用对NAFLD发挥作用。SREBP-1c是逍遥丸与NAFLD互作靶点，且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信号通路中富集。

2.动物实验结果表明逍遥丸具有调节血糖、降低血脂、抗氧化应激、改善肝功能等作用，能够有效减轻肝脏脂质沉积，缓解高脂饮食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AMPK/SREBP-1c信号通路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mTORC1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对脂质代谢的作用及相关药物研究

张海峰、朱敏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摘要】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一种与代谢相关的肝脏疾病，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慢性肝病。NAFLD通常与代谢危险因素相关，包括肥胖、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中脂质代谢紊乱是其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复合物1（mTOR complex 1， mTORC1）位于多种信号传导通路的枢纽，通过感知细胞内外营养物质的波动调节各种细胞合成代谢过程，在维持肝脏脂质代谢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mTORC1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对脂质代谢的调控作用，并介绍了基于mTORC1通路的相关药物研究，以期为NAFLD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长期抗病毒治疗慢乙肝患者、恢复期乙肝患者血清HBcrAg、HBV pgRNA检测现状分析

张海峰、陈翔宇、琳杰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经核苷(酸)类似物长期治疗慢乙肝患者及恢复期乙肝患者血清中的HBV前基因组、乙型肝炎核心相关抗原(HBcrAg)的定量水平，了解HBcrAg、HBV pgRNA在这二类患者中的表达情况，评估其作为抗病毒治疗安全停药指标的可能性，以及恢复期乙肝患者在其接受免疫治疗时评估发生HBV再激活的价值。

方法  运用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SAT法)测定每个患者血清中HBV pgRNA的表达情况，运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测定每个患者血清中HBcrAg 的表达情况。分析每位患者血清中HBcrAg、HBV pgRNA 的表达情况，采用相关统计学方法分析探讨HBcrAg、HBV pgRNA与相关临床资料的关系；评估HBcrAg、HBV pgRNA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1、经NAs治疗大于5年且HBV DNA均低于检测下限（50 IU/mL）的患者中，86例患者血清中可检测出HBV pgRNA，最大值为6.67log 10copies/ml，76例患者血清中可检测出HBcrAg，最大值为4.74log10 mU/ml。

2、HBcrAg和HBV pgRNA均与HBsAg、HBeAg有明显的相关性。HBcrAg、HBV pgRNA水平与HBsAg水平成正相关(r=0.482,P<0.001、r=0.284,P<0.05)；HBcrAg、HBV pgRNA水平与HBeAg水平成正相关(r=0.610,P<0.001、r=0.275,P<0.05)。

3、根据HBsAg水平进行分层分析，HBsAg<100 IU/ml组HBcrAg、HBV pgRNA水平均低于HBsAg≥100 IU/ml组的HBcrAg、HBV pgRNA水平，两组之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

4、根据HBeAg状态进行分组分析， HBeAg(+)组HBcrAg及HBV pgRNA水平均高于 HBeAg(-)组HBcrAg及HBV pgRNA水平，两组之间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1)。进一步做 ROC曲线进行分析。HBcrAg预测 HBeAg(-)的 AUC 为 0.647(95% CI 0.527to 0.983，P＜0.001)，cut-off 值为 2.95 log10 mU/m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0.3% 和 86.7%。HBV pgRNA预测 HBeAg(-)的 AUC为 0.859(95% CI 0.779to 0.938，P＜0.001)，cut-off 值为 2.10 log10 copies/m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65.6% 和 80.0%。多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纳入性别、年龄、药物使用年限、AST、HBsAg、HBcrAg、HBV pgRNA建立模型。进一步 ROC 曲线分析 Logistic 回归模型预测HBeAg阴转的效能，AUC 为 0.936（95% CI 0.889to 0.984，P＜0.001），模型灵敏度为 95.5%，特异度为 77.1%，提示模型诊断效能优于HBcrAg、HBV pgRNA指标单独诊断效能。

5、在HBeAg 阴性的 CHB 患者中，以 HBsAg水平100 IU/ml为分层标准进行分层分析，发现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构成、HBV DNA、AST、ALT、AFP水平、治疗时长、临床分期均无显著差异(P >0.05)；但HBcrAg、HBV pgRNA水平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HBcrAg预测 HBsAg <100 IU/ml的 AUC 为 0.912(95% CI 0.829to 0.995，P＜0.001)，cut-off 值为 2.95 log10 mU/m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3.3% 和 90.9%。HBV pgRNA预测 HBsAg <100 IU/ml的 AUC为 0.764(95% CI 0.616to 0.911，P＜0.001)，cut-off 值为 1.70 log10 copies/m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1.7% 和52.7%。然而HBcrAg联合HBV pgRNA联合预测 HBsAg <100 IU/ml的 AUC为 0.927(95% CI 0.852to 1.000，P ＜0.001)，联合指数为0.775，比单独预测更好，当cut-off 值为 HBcrAg 3.02 log10 mU/ml 和HBV pgRNA 1.70 log10 copies/ml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1.4% 和 93.3%。

6、恢复期乙肝患者血清HBV pgRNA均检测不到，部分患者仍能检测到较高的HBcrAg水平，提示这类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疗时，有发生HBV再激活的风险。

 

 

HBcrAg检测在南通地区慢性HBV感染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琳杰、张海峰、张彬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检测慢性HBV感染患者自然病程各个阶段、乙肝抗病毒治疗中、发生HBsAg阴转患者外周血HBcrAg的定量水平，验证HBcrAg与HBV慢性感染患者各项检测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评估HBcrAg在HBV感染未治疗患者及NAs治疗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纳入158例未治疗的慢性HBV感染患者、209例经NAs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及52例发生HBsAg阴转患者。未治疗组患者根据慢性HBV感染自然病程分为四组：免疫耐受期（Immune tolerance，IT）37例、免疫清除期（Immune clearance，IC）48例、低复制期（Low-replication，LR）50例、再活动期（Reactivation phase，RE）23例。治疗组根据治疗时间分为治疗<1年组及治疗≥1年组，治疗<1年组100例，治疗≥1年组109例。检测各组血清中HBcrAg的水平，探讨HBcrAg与HBV DNA、HBsAg、HBsAb、AST、ALT、AFP等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评估HBcrAg在慢性HBV感染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结果  1、在未治疗组，HBV的四个自然自然病程IT、IC、LR、RE中，患者的血清HBcrAg的水平存在明显差异（P<0.05），免疫耐受期HBcrAg水平最高，免疫控制期水平最低。HBeAg（+）组患者的HBcrAg水平与HBeAg（-）组患者的HBcrAg水平有差异（P<0.05），HBeAg（+）组HBcrAg要高于HBeAg（-）组。HBsAg<100IU/mL组HBcrAg水平低于HBsAg≥100IU/mL组HBcrAg水平，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未治疗组整体，HBcrAg与HBV DNA存在正相关性。逐步回归提示，在IC期、RE期主要受log10HBV DNA的影响，而在IT期HBcrAg不受HBV DNA影响，LR期HBcrAg主要受HBsAg的影响。在区分免疫耐受期和免疫清除期中，HBcrAg对应的AUC值为0.785，HBV DNA对应的AUC值为0.628，意味着HBcrAg对于区分两组的诊断价值比较高，并且优于HBV DNA。

2、在NAs治疗组中，治疗≥1年组HBcrAg水平与治疗<1年组HBcrAg水平之间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且治疗≥1年组HBcrAg水平明显低于治疗<1年组。HBeAg（+）组患者血清HBcrAg水平与HBeAg（-）组患者血清HBcrAg水平之间相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且HBeAg（+）组HBcrAg水平高于HBeAg（-）组。在NAs治疗组，HBcrAg与HBV DNA、HBsAg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逐步回归提示在NAs治疗组log10HBV DNA均会对HBcrAg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在已发生了HBeAg转换的患者且HBV DNA阴性的NAs治疗患者中，仍有87.5%的患者能检测到1000mU/mL以上的HBcrAg。

3、发生HBsAg阴转组患者HBcrAg水平明显低于HBV感染者组（P<0.05）。在发生HBsAg阴转患者中发现部分患者仍能检测出较高的HBcrAg水平，有59.6%的患者HBcrAg>1000mU/mL,46.1%的患者HBcrAg>3000mU/mL。

结论  1、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四个自然病程中，血清HBcrAg水平存在差异。HBcrAg与HBV DNA呈正相关，HBcrAg水平可以用于鉴别慢性乙型肝炎自然病程，在区分免疫耐受期和免疫清除期HBcrAg优于HBV DNA，结合其他临床指标可以更好评价患者病情完善对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病人的管理。

2、在NAs治疗组患者中，治疗时间不一样时HBcrAg水平也不一致，HBeAg阳性患者HBcrAg水平高于HBeAg阴性患者。NAs治疗组患者血清HBcrAg与HBV DNA、HBsAg呈正相关。部分低病毒复制的NAs治疗患者仍能检测到较高水平的HBcrAg。HBcrAg可用于评估乙肝患者的病情，有效管理长期抗病毒治疗的慢乙肝患者。

3、发生HBsAg阴转患者血清HBcrAg水平低于HBV感染者血清HBcrAg水平。部分发生HBsAg阴转的患者仍能检测到较高水平的HBcrAg。

 

初始不可切除肝癌患者靶向免疫联合治疗后手术切除临床疗效

严帅¹、岳志强¹、赵江华¹、陈琳²、吴金柱²

1. 南通大学

2. 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

目的 

探讨初始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靶向免疫联合治疗后手术切除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收治的5例中晚期不可切除肝癌患者临床资料。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其中男4例，女1例；年龄50～63岁，中位年龄57岁。肝癌CNLC分期Ⅲa期1例，Ⅲb期1例，Ⅱb期3例，对初始不可切除肝癌行仑伐替尼联合替雷利珠单抗治疗后再手术。分析手术方式、术后并发症、肿瘤坏死率及预后。

结果 

5例患者均转化成功并进行手术治疗，其中左半肝切除1例，右半肝切除1例，部分肝切除3例，肿瘤坏死率分别为100%、30%、85%、60%、70%。随访至投稿日期，5例患者术后均未发现复发和转移。

讨论 

在中晚期不可切除的肝癌病例中，患者通常面临肝功能不全、残肝体积不足和肿瘤引起的全身因素等问题，尽管手术切除是目前肝癌治疗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由于肝源匮乏和手术风险，手术治疗的应用受到限制。

自1997年出现“降期”概念以来，转化治疗对中晚期不可切除肝癌的治疗有了显著的帮助，部分患者通过综合治疗缩小肿瘤体积，改善肝功能，并提高剩余肝脏体积，为患者提供手术或肝移植的机会。靶向和免疫治疗在晚期不可切除肝癌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靶向药物，如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已用于不可切除的肝细胞肝癌的治疗。然而，这些药物的疗效和生存期提升有限。免疫治疗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来消灭癌细胞，作用持久但起效较慢。

我们的研究证实，通过综合应用靶向和免疫治疗两种治疗方式，可以提升转化治疗效果，并改善患者预后。我们通过对5例不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患者实施仑伐替尼和替雷利珠单抗的联合治疗，5例患者均能耐受，肿瘤都得到部分或完全缓解，达到预期手术指征，其中成功行肝切除术且切缘阴性者4例。尽管靶免联合治疗在治疗中晚期不可切除肝癌方面展示了潜力，但目前研究病例数量较少，需要更多研究和样本量来进一步验证其效果。未来，靶免联合治疗有望成为中晚期不可切除肝癌最有效的转化治疗方案之一，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选择。

 

 

季德胜蛇药治疗中晚期湿热瘀毒型肝癌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及对患者血清miR-335的影响

张玉、陈琳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观察季德胜蛇药治疗中晚期湿热瘀毒型肝癌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对患者血清miR-335的影响。方法：选取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住院部准备接受治疗的62例符合研究条件的中晚期湿热瘀毒型肝癌患者，将他们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1例，在西医对症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观察组给予季德胜蛇药口服治疗３个月，而对照组不予中药治疗， ３个月后进行复诊。对比２组肝癌患者治疗前后的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白蛋白、总胆红素情况，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水平变化情况，加用季德胜蛇药治疗后的临床有效率以及患者生活质量改变情况，对比分析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比较治疗时、治疗后１个月、治疗后３个月患者外周血中miR-335表达水平。结果：治疗后，２组患者AST、ALT、TBIIL均

低于治疗前（Ｐ<0.05），同时观察组这３项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治疗后，２组患者Ｔ淋巴细胞检测 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 指标均较治疗前升高（P<0.05），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Ｐ＜0.05）；２组治疗前后 ＣＤ８＋ 表达水平无明显改变（Ｐ＞0.05）。加用季德胜蛇药治疗后的肝癌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为74.19％,高于对照组的61.29％ （Ｐ<0.05)；生活质量提高率为67.74％，高于对照组的48.39％（Ｐ＜0.05）；生活质量下降率为12.90％,低于对照组的25.81％(Ｐ<0.05)；加用季德胜蛇药治疗后没有提高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２组患者治疗时外周血miR-335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１ 个月观察组外周血 miR-335表达较治疗时有所升高，治疗后 ３ 个月明显高于治疗时（Ｐ＜0.05），而对照组基本持平。结论：应用季德胜蛇药对中晚期湿热瘀毒型肝癌患者可以提高患者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并且能提高患者外周血miR-335 表达水平，具有一定的抗癌临床应用意义。

 

 

甲基转移酶样3介导的Hsa_circ_0058493的m6A甲基化通过结合YTH结构域蛋白1加速肝细胞癌进展

陈琳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环状rna (circRNAs)与肝细胞癌(HCC)的进展和预后高度相关。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n6 -甲基腺苷(m6A)甲基化，一种常见的RNA修饰，参与恶性肿瘤的进展。本研究证实了一种新的环状rna hsa_circ_0058493在HCC中表达上调，并与HCC患者的预后相关。实验上，hsa_circ_0058493基因的下调抑制了肝癌细胞在体内和体外的生长和转移。与此相反，hsa_circ_0058493在体外肝癌细胞中过表达则有相反的效果。机理实验表明，hsa_circ_0058493含有m6A甲基化位点，甲基转移酶类3 (methyltransferase-like 3, METTL3)介导hsa_circ_0058493的甲基化修饰程度。此外，含有YTH结构域的蛋白1 (YTHDC1)可以与hsa_circ_0058493结合，促进其从细胞核到细胞质的胞内定位。此外，si-METTL3和si-YTHDC1均能抑制HCC细胞的生长和转移，而抢救实验证实过表达hsa_circ_0058493可逆转si-METTL3和si-YTHDC1对HCC细胞的抑制作用。综上所述，本研究探索了m6修饰的hsa_circ_0058493的致癌作用，发现其通过METTL3hsa_circ_0058493-YTHDC1轴加速HCC进展，提示这一致命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

 

血清NSE、PNI、HE分级联合iMELD评分在评估肝硬化合并显性肝性脑病患者预后中的应用

章颖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血清NSE(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PNI（预后营养指数）、HE（肝性脑病）分级、iMELD评分模型预测肝硬化合并显性肝性脑病患者短期（90天）预后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2023年1月在我院诊治的470例肝硬化合并显性肝性脑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入院后90天生存状态，分为存活组359例，死亡组111例。结合患者年龄、入院后24小时内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电解质、血清NSE水平、HE分级，计算出PNI、iMELD评分。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及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估影响肝硬化合并显性肝性脑病患者短期预后的因素。结果：肝硬化合并显性肝性脑病死亡组血清NSE、HE分级程度、iMELD评分明显高于存活组，PNI明显低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影响肝硬化合并显性肝性脑病患者短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是血清NSE、PNI、HE分级、iMELD评分。血清NSE、PNI、HE分级、iMELD评分预测肝硬化合并显性肝性脑病患者短期预后的AUC分别为0.727、0.717、0.721、0.728；cut-off值分别为12.23、34.05、-、39.26；四者联合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最佳，AUC达到 0.919，cut-off值为0.23。Kaplan-Meier生存分析提示血清NSE、PNI、HE分级联合iMELD评分＜0.23组患者90天生存率89.1%(344/42)显著高于血清NSE、PNI、HE分级联合iMELD评分≥0.23组17.9%(15/69)（Log Rank=265.567, P＜0.001）。结论：血清NSE、PNI、HE分级、iMELD评分对预测肝硬化合并显性肝性脑病患者的短期预后具有良好的价值，联合应用预测价值更高。

 

 

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联合凝血酶原活动度在评估慢加急性肝衰竭预后中的应用

薛红、卞兆连、丁伟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联合凝血酶原活动度（prothrombin Activity，PTA）在评估慢加急性肝衰竭（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ACLF）患者的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医院诊治的122例ACLF 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入院后90d 的预后情况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分析SOD与PTA、NLR、MELD评分、MELD-Na评分的相关性。通过ROC曲线分析SOD、TBIL、PTA、MELD评分、MELD-Na评分单独的临床效能，以及SOD联合其余指标的临床效能；计算SOD联合PTA预测ACLF预后的最佳临界值，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两组患者 TBIL、PTA、NLR、MELD评分、MELD-Na评分、SOD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SOD与TBIL（r =0.3972，P <0.0001），MELD评分（r=0.4787，P<0.0001），MELD-Na评分（r=0.4024，P<0.0001）成正相关，与PTA（r=-0.2229，P=0.0136）成负相关。SOD联合PTA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最大（AUC=0.952，95%CI：0.910～0.994），高于单独的SOD（AUC=0.916，95%CI：0.868～0.965）和PTA（AUC=0.778，95%CI：0.687～0.869）。SOD联合PTA的最佳临界值为-0.20，将患者分为高SOD-PTA组（SOD-PTA≥-0.20）和低SOD-PTA组（SOD-PTA＜-0.20）。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90d时高SOD-PTA组生存率为10.9%（5/46），显著低于低SOD-PTA组的生存率91.8%（56/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结论  SOD联合PTA可以提高单独的SOD和 PTA 预测ACLF患者预后的预测效能；SOD-PTA≥-0.20提示患者预后不良。

 

Case report: Hepatic inflammatory pseudotumor-like 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 sarcoma: A rare case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huai Yan¹,Zhiqiang Yue¹,Peng Zhang²,Liuxia Yuan²,Huixuan Wang²,Fei Yin²,Linling Ju²,Lin Chen²,Weihua Cai²,Yi Ni²,Jinzhu Wu²

1. Nantong University

2. Affiliated Nantong Hospital 3 of Nantong University

Aim：

To explore the unique pathogenesis,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Inflammatory pseudotumor-like 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 sarcoma ( IPT-like FDCS ).

Methods:

W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laboratory examination, an evaluation of abdominal MRI imaging, and a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surgical specimens in a patient with IPT-like FDC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IPT-like FDCS. W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the PubMed, EMBASE, and MEDLINE databases using the search terms “liver” and “inflammatory pseudoneomatoid” in combination with “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 sarcoma” or “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 tumor” in studies published between 1996 and 2023. W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IPT-like FDCS in terms of pathogenesis, clinical presentation, diagnosis, tumor size, treatment course, prognosis, and tumor pathology, comparing them with FDCS and other diseases such a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onciusions：

IPT-like FDCS is a rare tumor, but it has been reported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Clinicians must keep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mind and consider additional disease possibilities when encountering liver tumors showing unusual histologic features. At present, surgical resection is the best way to treat IPT-like FDCS, but there remains a lack of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chemotherap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thogenesis and etiology of IPT-like FDCS need further study.

Disussions：

FDCS is a rare 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 sarcoma-like proliferation that was first discovered by Monda et al. in 1986. When FDCS occurs outside lymph nodes or bone marrow and is associated with EBV infection, it is referred to as IPT-like FDCS due to its histological resemblance to inflammatory pseudotumors rather than the classical FDCS's sarcomatous presentation. In our literature review, we found that 44 out of 47 cases of IPT-like FDCS in the liver were EBER-positive, accounting for 93.6% of the cases. In terms of mechanism, EBV infection may lead to pathological changes such as angiogenesis, damage, and inflammation, which are especially evident in the monoclonal proliferative environment of the tumor. Additionally, the high expression of the EBV receptor CD21 in FDCs allows EBV to enter the cells more easily. Furthermore, the presence of monoclonal EBV genomes in spindle cells suggests that EBV infection is a transformative event in FDCs, and some studies propose that the entire occurrence of IPT-like FDCS might originate from a cell infected by EBV, similar to Burkitt lymphoma an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Finally, in liver IPT-like FDCS, tumor cells exhibit various immuno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indicating a potential origin from multiple commo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hat acquire CD21 and CD35 and differentiate into FDCS. This implies that EBV infection may induce the tumor transformation of FDCs derived from mesenchymal cells, expressing CD21 and CD35. Although the specific pathogenic mechanism of EBV in IPT-like FDCS remains unclear, curr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BV infection can be considered a primary method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FDCS.

For diagnosis, in most cases of IPT-like FDCS, lesions appear as well-defined, rounded, low-density masses on CT, often accompanied by hemorrhage, necrosis, and calcification. MRI characteristics of IPT-like FDCS include well-demarcated soft tissue masses with a fibrous capsule-like structure. Both CT and MRI enhancement demonstrate progressive enhancement of the tumor substance, indicating rich blood supply within the tumor, and clearer borders during the arterial phase. On DWI, the solid portion of the tumor shows restricted diffusion, while liquefactive necrosis areas are unrestricted, suggesting a higher density of tumor cells in the solid portion. In this case, the solid portion of the MRI tumor showed heterogeneous signals, with uneven high signals visible on DWI-weighted images. The MRI signal intensity varies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olid portion, which might be related to microhemorrhage foci or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within the solid portion.

Diagnosis of IPT-like FDCS also requires judgment based on unique cytological and histological features. In these aspects, classical FDCS and IPT-like FDCS have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Tumor cells may appear atypical, typically spindle-shaped, oval, or polygonal, forming stellate, fascicular, or trabecular arrangements. They also exhibit eosinophilic cytoplasm, oval or irregular nuclei, deeper chromatin, and prominent nucleoli. However, IPT-like FDCS has very pronounced inflammatory components, primarily including lymphocytes (B and T cells), eosinophils, plasma cells, and rare epithelioid histiocytes, often obscuring the tumor cells with inflammatory infiltration. Because of this, IPT-like FDCS is often misidentified as an inflammatory response or inflammatory pseudotumor, or even other various tumors.

In addition to observing cell morphology and tissue characteristics, diagnosing IPT-like FDCS typically requires multiple FDC markers, including CD21, CD23, CD35, CXCL-13, D2-40, Clusterin, Fasci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nd CNA42. In our collected data, CD21 positivity was as high as 91.4% (43/47), CD23 at 44.6% (21/47), and CD35 at 68.0% (32/47), indicating that among the numerous markers, CD21 and CD35 had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Smooth muscle actin (SMA), vimentin, S100 protein, and CD68 staining were nonspecific. Additionally, other markers with certain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such as γ-synuclein and plakoglobin, may also serve as auxiliary markers.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FDCS exhibited higher positivity in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of SSTR2a compared to CD21 and CD35 in the conventional subtype, while being negative in all IPT-like variants. Thus, SSTR2 is a promising highly sensitive diagnostic marker for distinguishing FDCS and IPT-like FDCS.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liver IPT-like FDCS,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tumor is HCC or IPT-like FDCS, clinical present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s are essential. Standard biopsy is also crucial. Fine-needle biopsy is a feasible method for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IPT-like FDCS. In distinguishing FDCS, besides EBV positivity in EBER, the non-aggressiv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IPT-like FDCS further supports the relatively indolent and slow-growing nature of IPT-like FDCS.

In terms of treatment, given the low incidence and variable clinical course of IPT-like FDCS, the best treatment approach is still undetermined. Clinically, the commonly used treatment method is surgical resection, while the value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remains uncertain. In our collected data, only 6.3% (3/47) of patients received chemotherapy or radiotherapy, and none of them experienced recurrence, metastasis, or death during follow-up. Studies suggest that chemotherapy or radiotherapy might be necessary for advanced or incompletely resected tumors to achieve relatively effective tumor control.

 

 

 

Hepatic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rs: The importance of preoperative diagnosis

Shuai Yan¹,Jiajie Lu¹,Lin Chen²,Weihua Cai²,Jinzhu Wu²

1. Nantong University

2. Affiliated Nantong Hospital 3 of Nantong University

Aim:

The reasons for the high preoperative misdiagnosis rate of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rs (PEComa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associated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identifying suitable solutions were analyzed.

Methods: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the PubMed, EMBASE, and MEDLINE databases using the search terms “liver” and “hepatic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 tumors” in combination with “PEComas” or “angiomyolipomas” in studies published between 2002 and 2024.

Conclusions:

Preoperative diagnosis of liver PEComas is crucial because an accurate diagnosis can alter the treatment approach and prognosis for the patient. Most liver PEComas are benign, but they have a high tendency to become malignant. A combination of various imaging modalities, needle biopsy, or PET/CT with specific contrast agents may serve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diagnosing PEComas. Surgical resection remains the preferred treatment option unless patients undergo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due to poor general condition or excessive tumor size.

Discussion:

In 2002,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formally defined "PEComas" as mesenchymal tumors composed of perivascular epithelioid cells (PECs) with distinct hist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features. Although PEComas and angiomyolipoma (AML) theoretically have a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many clinical experts believe that the two are actually different presentations of the same disease. Therefore, we consider AML and PEComas to be unified concepts and no longer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m.

Currently, PEComas are recognized as tumors derived from mesenchymal tissue, typically composed of blood vessels, smooth muscle, and fat cells, although the proportion of these tissues varies among patients. Patients with PEComas often report abdominal discomfort without any serological abnormalities. The pathogenesis of these tumors remains unclear. The majority of PEComas are benign, and malignant forms are extremely rare. Given the relatively few reports of malignant PEComas, clear criteria for malignancy have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However, even benign PEComas can share certain features with malignant tumors. For instance, cytological atypia, a characteristic of malignant tumors, can be found in benign liver PEComas, while coagulative necrosis is considered a consistent feature of malignant liver PEComas. Consequently, liver PEComas may only be considered malignant when there is evidence of necrosis, large tumor size (>10 cm), CD117 negativity, or invasive behavior. Additionally, some reports suggest that even benign PEComas may undergo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ver time, ultimately exhibiting sarcoma-like or carcinoma-like features. Moreover, in some cases, late metastasis can occur years after the initial diagnosis of a primary benign tumor. Furthermore, in a recent classification, Folpe et al. categorized PEComas as benign, of uncer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UMP), or malignant. This classification seems appropriate because it categorizes various tumor behaviors exhibit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PEComas, categorizing tumors with any malignant features such as UMP and those with multiple malignancies such as malignant tumors. Finally, regardin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PEComa malignancy, researchers have proposed several hypotheses. Reports indicate that malignant behavior mainly occurs in epithelioid PEComas, which can be observed early in tumor development. When patients are clinically diagnosed with epithelioid PEComas, there is a greater likelihood of malignancy, and a treatment strategy targeting malignant tumors is warranted.

PEComas have a high preoperative misdiagnosis rate, primarily due to nonspecific imaging, negative tumor serum marker results, and complex diagnostic challenges.

 

In preoperative imaging studies, based on two case reports covering 92 and 94 patients, the accuracy rate of ultrasound diagnosis ranged from 0-33%, that of CT ranged from 15.7-18.2%, and that of MRI ranged from 4.3-22.7%. This may be due to the variable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issue components on imaging that hinder diagnosis. For example, the most prominent imaging feature of PEComas is mature adipose tissue with centrally thick-walled supplying blood vessels, which makes PEComas dominated by adipose tissue easy to diagnose. However, PEComas can be variable and may also present as tumors containing low or nonadipose tissue. Moreover, adipose tissue has been found to be unreliable because some hydrocarbons also contain fat, mimicking PEComas. This confuses imaging specialists and may lead to misdiagnosis. However, recent reports suggest that combined imaging or PET/CT with specific contrast agents may serve as effective diagnostic tools for PEComas. PEComa patients do not show abnormalities in conventional serum tumor markers, which may only help clinicians rule out certain common tumors or cause them to question a preliminary diagnosis. In liver biopsy, the presence of adipose tissue can aid in differentiating this condition from other malignant entities. However, due to the variable nature of the lesion and the limited amount of tissue obtained from a biopsy, the fat region may or may not be sampled, making the diagnosis of biopsy challenging. Nevertheless, compared to that of conventional imaging test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biopsie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Notably, if preoperative biopsy or intraoperative frozen pathology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 imaging and clin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along with differences from common tumors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markers such as HMB-45 and Melan-A, which are rare in hepatic cancer, the accuracy of preoperative diagnosis may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ain preoperative misdiagnosis of liver PEComas i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possibly due to the vascular commonalities shared with HCC and the cytological atypia exhibited by benign PEComas, which can be easily confused with other malignant tumors. The key point in distinguishing the two lies in the patient's routine serum tumor markers, hepatitis markers, and alpha-fetoprotein, all of which are negative in PEComas. Additionally, some reports suggest that gadolinium-enhanced MRI hepatobiliary phase imaging can help differentiate between PEComas and HCC.

Although inhibitors of the mTOR signaling pathway, such as sirolimus or everolimus, may play a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PEComas, we recommend conservative management only for patients with poor general condition or excessively large tumors due to the prolonged medication course and frequent follow-up. The overall risk of surgery is estimated at only 0.8% (2/247 metastases and deaths, mortality rate 0.8%), which can fully meet the standard of clinical remission. Moreover, only specimens resected through surgery can be fully diagnosed as PEComas.

 

 

Circulalr RNA hsa_circ_0004788 Promot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rogression

Yawen Shao,Zhixin Dong,Zhaolian Bian

Nantong Third People's Hospital

Backgroun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that circular RNAs (circRNAs) have a major role in the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However, their mechanisms in HCC ne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rough high-throughput human circRNA microarray analysis of HCC and adjacent normal tissues, we identified hsa_circ_0004788 as a novel candidate circRNA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CC.

Methods: Relative hsa_circ_0004788 expression was analyzed by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The subcellular location of hsa_circ_0004788 was performed by RNA subcellular isolation and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assays. The effect of hsa_circ_0004788 on proliferation was detected by Cell Counting Kit-8 (CCK-8) assays. The effect of hsa_circ_0004788 on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and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bilities of hsa_circ_0004788 were detected by transwell assays.

Results: Hsa_circ_0004788 was overexpressed in HC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and its expression correlated with poor prognosis.Knockdown of hsa_circ_0051040 inhibited the migration, invas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HCC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while overexpression of hsa_circ_0051040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Conclusions: Hsa_circ_0004788 was overexpressed in HCC tissues and cell lines and is mainly located in the cytoplasm of HCC cells. Hsa_circ_0004788 promotes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nd inhibits cell apoptosis. Hsa_circ_0004788 acts as cancer-promoting gene and is expected to be a biological marker and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prognostic judgement in HCC.

 

 

 

 

 

 

鲍曼不动杆菌外膜囊泡诱发人单核-巨噬细胞THP-1 的炎性反应

付士祥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扬州市肿瘤医院

摘要：目的建立超速离心法纯化鲍曼不动杆菌外膜囊泡(OMVs). 并探讨OMVs 诱发人单核-巨噬细胞THP-1炎 性反应能力。方法大量培养鲍曼不动杆菌标准菌株，从培养液上清中以超速离心法提纯OMVs 并以透射电镜观察形态。分别以5和50μg/mL的OMVs与THP-1细胞共培养，RT-qPCR 检测NOD样受体家族蛋白(NLRP3)和caspase-1 表达量；ELISA检测培养液上清中IL-1B含量：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细胞自噬相关蛋白LC-3Ⅱ 和 Beclin-1表达量；酶促动力学法检测细胞caspase-3 酶活性；流式细胞测量术检测细胞活性氧表达量。结果成功提纯鲍曼不动杆菌OMVs。OMVs可以诱导THP-1细胞NLRP3炎性复合体活化，并增加自噬相关蛋白LC-3Ⅱ和Beclin-1表达量(P<0.05),以及上调凋亡关键因子caspase-3酶活性(P<0.05)。共培养1h时，OMVs可以显著上调THP-1细胞活性氧表达(P<0.05)。结论鲍曼不动杆菌OMVs 可以显著活化巨噬细胞 NLRP3炎性复合体。

 

 

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优势患者病毒学特征分析

李文颖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扬州市肿瘤医院

摘要：目的 分析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优势患者病毒学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1月至2023年3月在我院接受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治疗的64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治疗前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和乙型肝炎病毒（HBV-DNA）水平，将其分为HBsAg＜15000IU/mL组（A组，27例）、HBsAg≥15000IU/mL组（B 组，37例）和HBV-DNA＜1×107IU/ml组（C组，57例）、HBV-DNA≥1×107IU/ml组（D组，7例）。治疗24周后，比较各组患者的HBV-DNA转阴率及HBV-DNA转阴组、HBV-DNA未转阴组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复常率。结果 治疗24周后，A组的HBV-DNA转阴率明显高于B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的HBV-DNA转阴率明显高于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4周后，HBV-DNA转阴组的ALT复常率高于HBV-DNA未转阴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聚乙二醇干扰素α-2b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可获得较为满意的病毒学应答，HBsAg＜15000IU/mL及HBV-DNA＜1×107IU/mL的患者取得的疗效更为明显。

 

肝病合并糖尿病的临床特点及护理进展

尹慧媛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目的：肝病、糖尿病均是危害人类健康、生命安全的常见慢性疾病，现阶段，两类病症均无特效药物可治愈此病，均需长期服药治疗。糖尿病可引发各种类型的肝脏损伤，而慢性肝损伤会影响正常糖代谢，导致葡萄糖耐量逐渐减弱而发生糖尿病，因此当两类疾病合并时，会相互影响。本文将对糖尿病合并肝病临床特点、护理进行综述，以期为糖尿病合并肝病患者的临床护理提供参考。

 

 

 

 

HBsAg与抗-HBs共存的HBV感染者的流行与临床特点

王欣茹、张传猛、王蔚、肖丽、何义林、咸建春

泰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HBsAg与抗-HBs共存的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者的流行病学及其临床特点。方法 选取2021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泰州人民医院住院患者，除外普通儿科、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均未常规开展入院HBsAg等检查）、感染肝病科(病例相对集中，缺乏代表性）以及重复住院的患者，且HBsAg与抗-HBs同时阳性患者，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及SPSS 23.0软件分析HBsAg与抗-HBs共存的HBV感染者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结果 在127 119例住院患者中，HBsAg阳性率为6.60%（8 395/127 119）。HBsAg与抗-HBs共存者402例，占HBsAg（+）者的4.79%，年龄中位数61（52，71）岁，男性228例（56.72%）；HBsAg水平＜250 IU/ml者占82.1%，＜10 IU/ml者占51.7%；20 - 29岁、30 - 39岁、40 - 49岁、50 - 59岁、60 - 69岁、70 - 79岁、80岁及以上的HBsAg与抗-HBs共存者分别占HBsAg（+）者的1.50%、3.10%、2.93%、4.67%、5.22%、6.78%、10.11%；与抗-HBs（-）感染者相比，抗-HBs（+）感染者的年龄较大、HBsAg水平较低（P＜0.001）；且在HBeAg（-）状态下，抗-HBc水平较低（P＜0.001）。可根据HBeAg状态分为HBeAg（+）组37例（9.2%），HBeAg（-）组365例（90.8%）。与HBeAg（-）组相比，HBeAg（+）组年龄较小（P＜0.001），ALT、AST、HBsAg和HBV-DNA水平较高（P＜0.05），PLT较低（P=0.001），APRI（P＜0.001）、FIB-4（P=0.03）高。结论 HBsAg与抗-HBs共存者占HBsAg（+）的4.79%，其发生率总体随年龄增加逐渐升高。以HBeAg（-）者为主（90.8%）。根据年龄、HBsAg水平、疾病状态等，此种模式在自然史分期中，倾向于过渡模式。若HBeAg阳性者可能为HBeAg清除或转换前期，HBeAg阴性可能为HBsAg转换前期。

 

 

甲胎蛋白、异常凝血酶原和高尔基体糖蛋白73联合诊断乙肝相关性肝细胞癌

肖丽、胡瑞、倪月琴、王蔚、咸建春

泰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肝脏超声联合血液甲胎蛋白（AFP）是筛查和监测HCC的基础，但其敏感性较低。近几年液体活检在HCC诊断中受到关注，但是目前这些方法操作流程复杂，检测成本较高，尚不利于临床常规开展。血清生物标志物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效率高等优点，对于肝细胞癌（HCC）的临床决策仍具有重要价值。我国80-90% HCC的病因为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所致。本研究旨在AFP、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高尔基体糖蛋白73（GP73）以及临床常规指标中筛选对乙肝相关性肝细胞癌（HBV-HCC）有诊断价值的指标。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21年10月我院收治的358例HBV-HCC患者，同时匹配124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B）和241例乙型肝炎肝硬化（HBV-LC）患者作为对照组。341例（无病理资料）作为训练队列用于预测因素的筛查， 382例（有病理资料）作为验证队列用于筛选出的预测因素的验证。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肝癌组和非肝癌组的计量资料，卡方检验分析两组间的分类资料，Logistic多因素分析筛选出有价值的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用 Kappa一致性检验分析被筛选出的指标与肝病理诊断HBV-HCC的一致性。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CHB组中肝癌患者的AFP、PIVKA-Ⅱ、GP73、NEUT、PT显著高于非肝癌患者（P<0.05）；在 Child-Pugh A 级HBV-LC组中肝癌患者的AFP、PIVKA-Ⅱ、GP73、WBC、NEUT、LYMPH、MONO均高于非肝癌患者（P<0.05）；在 Child-Pugh B&C级HBV-LC组中肝癌患者的AFP、PIVKA-Ⅱ、GP73、ALP、GGT、AFU均高于非肝癌患者（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在CHB组中AFP、PIVKA-II、GP73有统计学意义，三项指标联合诊断HBV-HCC的AUC最大（0.908）；在Child-Pugh A 级HBV-LC组和Child-Pugh B&C 级HBV-LC组中AFP、PIVKA-II均有统计学意义，两项指标联合诊断HBV-HCC的AUC分别为0.969和0.956。以肝病理为金标准进行诊断一致性检验，Kappa值分别为0.866、0.780和0.800。结论AFP、PIVKA-Ⅱ和GP73三者联合诊断CHB组的HBV-HCC及AFP和PIVKA-Ⅱ两者联合诊断肝硬化组的HBV-HCC的诊断效能与肝病理一致性良好，均高于单一生物标志物的诊断能力。

 

“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卫生威胁”具体目标的界定与计算应简明统一

肖丽¹、汪波¹、薛荣荣²、咸建春¹

1. 泰州市人民医院

2.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6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2016-2021年病毒性肝炎的全球卫生战略》（GHSS）》，呼吁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卫生威胁。其核心指标为：以2015年数据为基数，到2030年，新发感染（率）与死亡（率）分别降低90%、65%，诊断率、治疗率分别提高90%、80%。但上述具体指标的界定与计算并不一致，会导致结果的差异较大，影响目标实现。在此战略中有几点值得商榷：1、感染(率)主要指HBV、HCV年新发慢性感染数，数据不一致：在《2022-2030年全球卫生部门关于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和性传播感染的战略》中，2030年新发HBV、HCV感染的目标界值是52万，其中新发HBV和HCV感染分别为17万和35万，结合2030年的目标是基于2015年HBV新发感染下降95%（HCV下降80%）与WHO报告2019年新发HBV感染者约150万，认为2015年新发HBV和HCV感染基数并非600-1000万，而应是350万-515万，其中新发HBV、HCV感染分别为170-340万和175万；2、治疗率计算方法不一，结果差异较大：根据相关文献，此指标有三种计算方式，治疗率=已治疗的例数/已诊断的例数、治疗率=接受治疗的例数/有治疗指征的例数、治疗率=接受治疗的例数/所有HBsAg阳性的病例数，不同的计算方式造成结果不同而形成一定争议；3、死亡率与死亡数两概念的使用：在《GHSS》与《2017年全球肝炎报告》中，常用“mortality”、“mortality rate”、“death rate”，可见其主要是死亡率，但实际陈述时，使用更多且直观的是死亡数，如2015年全球病毒性肝炎造成134-140万死亡数，2030年下降至45万（下降65%,其中HBV、HCV相关死亡数分别为31万和14万）。所以，从习惯、直观与简明的角度出发，除了诊断率与治疗率适合用“率”表示，新发感染（率）与死亡（率）更适合用“数”或“例”表示，而治疗率的计算方法需要加以统一。

 

鳖甲煎丸联合恩替卡韦治疗代偿期乙肝肝硬化的效果分析

郭莉

江苏省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分析鳖甲煎丸联合恩替卡韦治疗代偿期乙肝肝硬化的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6月—2021年6月徐州市传染病医院收治的代偿期乙肝肝硬化患者84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2例。两组均常规进行保肝、降酶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恩替卡韦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鳖甲煎丸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6)。治疗后，两组胁肋疼痛、肝脾肿大、脘闷腹胀、食欲不振、神疲乏力积分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水平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白蛋白水平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透明质酸酶、层粘连蛋白、Ⅳ型胶原、Ⅲ型前胶原水平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鳖甲煎丸联合恩替卡韦治疗代偿期乙肝肝硬化的效果显著，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肝功能、肝纤维化指标。

 

质子泵抑制剂对基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方案治疗 HBV相关中晚期肝细胞癌疗效的影响

王柠柠、杨广德、徐缘媛、王霞、傅涓涓、李丽、潘修成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关于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s，PPIs）是否会影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治疗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疗效的研究有限。本研究旨在确定 PPI 是否影响接受基于 ICI的联合治疗的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相关中晚期 HCC患者的生存结局。

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0日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ICIs联合治疗的HBV相关中晚期HCC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者在 ICIs 治疗前后30天内是否接受 PPI 治疗，将患者分为 PPI 组和非 PPI 组。通过倾向性匹配平衡组间差异，使用Kaplan-Meier曲线评估生存期，COX回归分析评估PPI 相关死亡风险，并评估不良事件。

结果：研究共纳入183例接受ICIs联合治疗的HBV相关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共88例患者接受了PPI治疗，通过1:1倾向评分匹配平衡两组患者基线，最终60组患者匹配成功。匹配前后PPI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与非PPI组均无显著差异（匹配前：12.5月vs. 13.7月，P = 0.285；匹配后：10.7月vs. 11.4月，P = 0.596）。然而亚组分析结果提示，在血清 HBV DNA 浓度 ≥ 200 IU/ml 的 HCC 患者中，使用 PPI 显着增加了接受 ICI 治疗的患者的死亡风险（P = 0.024）。不良事件发生率方面，匹配前后两组患者差异不显著（匹配前：P=0.729；匹配后：P=0.540）。

讨论：研究结果提示，首次ICIs治疗前后30天内使用PPIs对基于ICIs的联合方案治疗的HBV相关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生存期无显著影响。既往有研究报道，基线联合PPIs等药物可能改变ICIs的抗肿瘤效应，PPIs的应用可能与ICIs联合治疗的不良预后相关。然而在肝细胞癌患者中，有研究称基线PPI暴露与总生存率、肿瘤缓解率、不良事件发生率均无关，这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PPIs对接受ICIs治疗的肝癌患者预后结果与非肝癌患者结果不同，原因可能是HCC患者具有慢性肝炎、肝硬化基础，本身存在肠道菌群失调，PPIs对肠道菌群的影响不足以影响到ICIs疗效，确切机制还需进一步探究。进一步亚组分析发现，与血清HBV DNA < 200IU/ml的患者相比，PPIs的使用显著增加了HBV DNA ≥ 200 IU/ml的HCC患者接受ICIs联合治疗的死亡风险。既往研究发现，ICIs抗肿瘤治疗过程中，联合使用PPIs的患者死亡风险增加，而PPI对于病毒性肝炎患者生存结局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原因可能在于PPIs的使用可能进一步加重患者病毒性肝炎的炎症状态，从而影响ICIs的疗效。

总之，本研究中PPIs的应用对基于ICIs联合治疗的HBV相关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总生存期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对于HBV DNA ≥ 200IU/ml的患者而言，应用PPIs可能会增加患者死亡风险，进一步证实了ICIs治疗HBV相关性肝细胞癌过程中抗HBV治疗的重要性。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双艾方案治疗乙肝相关中晚期肝细胞癌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王柠柠、朱丽平、王霞、杨广德、傅涓涓、潘修成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探究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卡瑞利珠单抗加阿帕替尼联合治疗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相关中晚期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评估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接受TACE与双艾联合治疗的乙肝相关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实体肿瘤疗效评估标准(mRECIST)评估肿瘤治疗反应；以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CTCAE 5.0）评价患者不良反应；通过 Kaplan-Meier 法评估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通过COX回归分析确定影响患者OS及PFS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研究共纳入39例TACE联合双艾治疗的HBV相关肝细胞癌患者，联合治疗患者中位生存期为24.5（12.8 - 36.2）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2.6（6.7-18.5）个月。6个月、12个月、18个月、24个月存活率分别为89.7%、66.7%、41.0%、20.5%。依据实体肿瘤疗效评估标准(mRECIST)评估肿瘤治疗反应，患者ORR和DCR分别为15.4% 和69.2%。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HR = 1.03,95%CI = 1.01-1.6，P = 0.007）、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HR = 1.08,95%CI = 1.01-1.15，P = 0.016）是影响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 TBil（HR = 1.07,95%CI = 1.02 - 1.13, P = 0.005）是影响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共有33例（84.6%）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其中有7例（27.9%）患者出现3级以上不良反应，肝功能异常较为常见。

讨论：研究结果表明， TACE联合阿帕替尼及卡瑞利珠单抗的三联治疗方案在HBV相关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中展现出较好的总生存期及无进展生存期（中位OS：24.5个月，中位PFS：12.6个月），甚至不逊色于一线药物，对于不能耐受一线治疗药物的患者，阿帕替尼与卡瑞利珠单抗的联合或可成为替代方案。在肿瘤治疗反应方面， TACE联合双艾方案ORR为15.4% ，而DCR为69.2%，稍逊于其他三联疗法，其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研究纳入的患者均有乙肝感染病史，既往研究表明高水平HBV DNA或HBsAg可能预示着较差的抗肿瘤反应和较短的生存时间，乙肝病毒感染的肝细胞癌患者死亡风险更高。因此需要强调HBV相关肝细胞癌患者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不良反应方面，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乏力、纳差、腹泻、高血压等，且ALT、AST、TBil升高较常见，且基线高水平AST、TBil水平是影响HCC患者OS及PFS的独立危险因素。在既往研究中，TACE、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单一治疗及联合治疗均有肝损伤事件的报道，且发生了肝损伤事件的患者生存期更短。这提示联合治疗过程中要重视对肝功能水平的检测，同时还需研发有效且对肝脏损伤更小的药物。

 

 

乙肝相关性终末期肝病并发感染的临床特点、病原学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分析

司进枚¹、陈民¹、徐小国¹、颜学兵（通讯作者）²

1.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沭阳医院

2.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回顾分析乙肝相关性终末期肝病（ESLD）并发感染的临床特点、病原学特征以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2017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收治的82例乙肝相关性ESLD患者，男性51例、女性31例，年龄45（34，60）岁，其中未并发感染34例（未并发感染组），并发感染48例（并发感染组）。选取ESLD病例符合诊断要求。应用单因素、多因素分析影响ESLD患者并发感染的因素，搜集感染发生部位、病原菌标本来源、培养结果等信息。 结果 单因素分析发现，并发感染组WBC、CRP、ALT、AST、TBil、Scr、INR、PCT及MELD评分分别为6.8（4.4，11.3）×109/L、35.8（17.3，43.8）mg/L、92（70，123）U/L、102（78，140）U/L、127.0（73.8，250.4）μmol/L、92.7（65.5，112.3）μmol/L、2.0（1.4，2.3）、6.2（2.0，9.0）ng/L及14（9，22）分，分别显著高于未并发感染组【3.7（3.0，5.3）×109/L、11.2（7.6，18.9）mg/L、57（18，88）U/L、54（24，79）U/L、37.3（17.9，80.2）μmol/L、74.2（44.8，97.0）μmol/L、0.9（0.7，1.2）、0.2（0.1，2.8）ng/L及7（5，11），P<0.05】；并发感染组Alb、PTA为28.3（27.8，31.6）g/L及45.3（37.9，50.8）%，均显著低于未并发感染组【33.2（30.8，35.8）g/L及66.7（49.6，74.0）%，P<0.05】。单个、多个感染部分分别为37例（77.1%）、11例（22.9%），前者自高到低囊括SBP 18例（37.5%）、肺部感染13例（27.1%）、泌尿系感染4例（8.3%）及胆道感染2例（4.2%），后者自高到低囊括SBP合并肺部感染10例（20.8%）、SBP合并真菌感染1例（2.1%）。48例乙肝相关性ESLD并发感染患者中共培养出16株（33.3%）病原菌，其中杆菌9株（56.2%）、球菌6株（37.5%）及真菌1株（6.2%）。杆菌自高到低囊括大肠埃希菌7株（43.7%）、肺炎克雷伯杆菌及产酸克雷伯杆菌各1株（6.2%）；球菌自高到低囊括屎肠球菌5株（31.2%）及金黄色葡萄球菌1株（6.2%）；真菌为白色念珠菌1株（6.2%）。大肠埃希菌对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分别为57.1%（4/7）、42.8%（3/7），对头孢呋辛耐药率为71.4%（5/7），对头孢哌酮舒巴坦以及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等碳青霉烯类药物均敏感。屎肠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为80.0%（4/5），对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均为80.0%（4/5），对四环素、庆大霉素、链霉素耐药率分别为20.0%（1/5）、40.0%（2/5）及60.0%（3/5）。 结论 ESLD患者发生感染时可根据并发感染部位、既往抗生素用药史，结合病原菌流行谱及耐药检测分析，尽快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抗生素抗感染方案，避免感染进一步加重。

 

微信群同伴教育联合心理弹性支持对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陈春兰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微信群同伴教育及心理弹性支持对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2年8月-2023年7月本院收治的96例肝硬化患者为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微信群同伴教育及心理弹性支持。比较两组病耻感、心理弹性、应对方式机制治疗依从性。结果  干预后两组社会隔离、内在羞耻、经济排斥、社会排斥评分降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两组乐观、自强、坚韧评分升高，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观察组面对评分高于对照组，回避、屈服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治疗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微信群同伴教育结合心理弹性支持可减轻乙肝肝硬化患者病耻感，增强其心理弹性，转变患者应对疾病的方式，提高其治疗依从性。

 

检测肝硬化患者腹水肝素结合蛋白对腹腔感染的诊断价值

刘成永、魏素梅、赵梅、尤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徐州医院

摘要：目的  腹腔感染是肝硬腹水患者常见的并发症，由于早期无典型体征和临床症状，其早期诊断困难，其金标准是腹水细菌培养，但检测时效和敏感度较差。现有的感染检测指标如血常规、CRP等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不理想，肝素结合蛋白（HBP）是近年来被应用于感染指标的较好项目之一，本文将腹水中肝素结合蛋白的检测应用于肝硬化腹水患者腹腔感染的监测， 旨在为临床诊断提供有用的信息，并探讨其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徐州市传染病医院2023年6月 至 2023年12月 收治的540肝病患者，排除无腹水者共130例，所有受试者的腹水标本在入院时和治疗后被采集，完成腹水常规和生化、血常规、CRP、腹水培养以及血液和腹水HBP等检测。按照诊疗指南诊断肝硬化并腹腔感染组50例 、肝硬化腹水无腹腔感染组80例。比较腹腔感染组患者治疗前后腹水HBP 水平和感染组与非感染组HBP水平。考察腹水HBP检测诊断肝硬化并发腹腔感染的效能。HBP的检测采用免疫荧光干式定量法，仪器为JOINSTAR-3000全自动免疫分析仪，试剂盒原装配置，由中翰盛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结果  肝硬化并腹腔感染组腹水HBP（94.78±15.23ng/mL）和血液HBP（52.21.±9.73ng/mL）水平均高于无腹腔感染组腹水HBP（14.28±5.20ng/mL）和血液HBP（8.11.±2.74ng/mL）（P<0.05）； 肝硬化并腹腔感染组50例治疗后腹水成功采集35例，该35例治疗前（88.56±10.36ng/mL）与治疗后后腹水HBP（24.32±7.25ng/mL） 水平显著下降（P<0.05）。结论  HBP可对血管内皮细胞造成一定的影响，促使血管通透性 的增强，刺激白细胞渗透出血管，且在趋化作用之下抵达感染部位，因此可在腹水中检测到高表达 。腹水 HBP 诊断肝硬化并发腹腔感染的临床价值较高，且比血液中HBP含量更高，且与其它腹水感染指标联合应用时可获得更为理想的诊断效能 。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enofovir Amibufenamide and Tenofovir Alafenamide for first-time of HBV-related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Xinxin Rong,Guangde Yang,Yuanyuan Xu,He Chen,Xia Wang,Juanjuan Fu,Li Li,Xiucheng Pa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Clinical studies of tenofovir Amibufenamide (TMF) and tenofovir alafenamide (TAF)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HBV-related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HBV-DC) are limited.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MF versus TAF in patients with first-time HBV-DC.

Methods: Naive-treated patients with first-time HBV-DC were screened. Based on the antiviral drug used,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e TMF group and the TAF group. Virological and serological responses, hepatic and renal function, and blood lipid changes in both groups were evaluated during 48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 A total of 98 patients were enrolled, 45 in the TMF group and 53 in the TAF group. At 4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proportions of patients who achieved CVR were 85.7% and 90.7%, respectively (p = 0.791). Improvement of at least 2 points in Child-Turcotte-Pugh scores was observed in 64.3% vs 79.1% (p = 0.169) of the patien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serum creatinine,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or total cholesterol from baseline to week 48 between the both groups. Cystatin C remained stable in the TMF group but increased over time in the TAF group (p < 0.001).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remained stable in the TMF group bu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TAF group at week 48 (p = 0.015).

Conclusions: Both TMF and TAF can rapidly suppress HBV replication, improve hepatic function, and have no negative effects on renal function among patients with HBV-DC. Regarding lipid metabolism, both TMF and TAF showed a better safety, while regular monitoring of blood lipid levels is recommended.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核苷（酸）类药物服药依从性轨迹及预测因素分析

张林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探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服用核苷（酸）类药物1年的服药依从性发展轨迹及其预测因素。方法：采用纵向研究设计，通过便利抽样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基线、３个月、６个月、9个月，12个月时进行随访。采用服药依从量表评估患者用药依从性。构建组基－轨迹模型探究患者的服药依从轨迹，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各轨迹变化情况，应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究预测因素。结果：完成全部随访患者305例，服药依从性分为四个类别轨迹组：低依从性不变组（4.9%）、中依从性下降组（24.3%）、中依从性升高组（48.2%）、高依从性持续组（22.6%）。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患者HBV感染者歧视、抑郁、自我效能及社会支持因素在不同服药依从性水平组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服药依从性发展趋势存在群体异质性；HBV感染者歧视、抑郁、自我效能及社会支持水平是服药依从性发展轨迹的预测因素。医护人员可根据患者社会及心理特质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提高服药依从性水平。

 

 

双环醇联合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疗效观察

费媛媛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观察慢性乙型肝炎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应用双环醇与恩替卡韦联合治疗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取慢性乙型肝炎66 例入组，均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采取随机分组法分为两组各33 例，对照组给予恩替卡韦口服治疗，观察组采取双环醇与恩替卡韦联合治疗方案，比较两组应用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血清AST、ALT、TG、TC 与GGT 水平明显更低，数据差异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慢性乙型肝炎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应用双环醇与恩替卡韦联合治疗的临床疗效显著，可推广普及。

 

狗舌草致肝窦阻塞综合征死亡1例

朱芳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患者为缓解疥疮导致的皮肤瘙痒，自行以狗舌草泡茶间断饮用近2年后出现腹胀、腹痛、纳差、尿黄症状。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158.2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73.5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9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31U/L，胆碱脂酶1.40kU/L，国际标准化比值（INR）1.72。上腹部核磁共振检查显示符合肝窦阻塞综合征表现，考虑其为狗舌草导致。予以抗感染、保肝、利尿、营养支持、低分子肝素抗凝、生长抑素降低门静脉压力等对症支持治疗，但患者症状持续加重，间断出现肝性脑病及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治疗67 d后，患者TBil 192.0μmol/L，DBil 96.7μmol/L，ALT 118 U/L，AST 193U/L，胆碱脂酶0.72kU/L。患者及家属放弃治疗，5d后死亡。

 

 

良性复发性肝内胆汁淤积症2型1例

朱芳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患者因“皮肤瘙痒、尿黄半月，眼黄3天”入院，精神食纳正常，因皮肤瘙痒夜间睡眠不佳，大便色灰白。查体全身皮肤见散在抓痕，皮肤巩膜重度黄染。完善尿常规：胆红素3+↑。粪便常规：灰白色，隐血阴性。肝功能：TBil 306.9μmol/l↑，DBil 161.0μmol/L↑，IBiL 145.9μmol/L↑，ALP 511U/L↑，TBA 159.0μmol/L↑，余正常；血常规、凝血功能、甲状腺功能、免疫球蛋白、肿瘤标志物正常；肝炎病毒标志物及EB-DNA、CMV-DNA正常。抗核抗体、自身免疫性肝炎抗体阴性。铁蛋白482.20ng/mL↑。铜蓝蛋白51.2mg/dL↑。上腹部MR+MRCP正常。入院后瘙痒加重，TBil最高升至393.7μmol/L，予熊去氧胆酸500mg tid、利福平150mg tid，3天后瘙痒逐步改善。完善肝穿刺病理示淤胆性肝病，伴小胆管缺失，重度淤胆，轻度活动性炎症。诊断“可疑BRIC”，进一步完善患者及父母黄疸相关基因检测：患者ABCB11基因上检测到2处杂合突变：c.1493T>C（p.Ile498Thr）、c.3268C>T（p.Arg1090*），母亲c.3268C>T(p.Arg1090*)为杂合携带。结合该患者临床特点、肝组织病理和基因检测，BRIC-2型诊断明确。

 

终末期肝病患者合并细菌感染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分析

周严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终末期肝病患者合并细菌感染的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感染对终末期肝病患者预后的影响。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以2020年1月-2024年1月在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的终末期肝病（肝硬化失代偿期、肝衰竭及晚期肝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合并细菌感染，分为感染组与非感染组，分析终末期肝病患者合并细菌感染的感染发生率、感染部位、常见病原体及终末期肝病并发细菌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及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终末期肝病合并细菌感染患者共396例，感染发生率91.2%，2 个及以上部位感染病例84例，占感染总例数21.3%。常见的感染部位包括自发性腹膜炎151例（38.35%），肺部感染147例（37.3%），胆系感染59例（15.1%），菌血症19例（4.7%），泌尿系统感染17例（4.2%）等。终末期肝病合并细菌感染患者共培养出8种病原菌合计91株病原菌，病原菌检出率22.97%，其中大肠埃希菌29例，占31.86%，占比最高；其次分别是屎肠球菌15例，占16.48%肺炎克雷伯菌13例，占14.28%，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11例，占12.08%，肺炎链球菌9例，占9.89%，金黄色葡萄球菌8例，占8.79%，鲍曼不动杆菌4例，占4.39%，铜绿假单胞菌2例（2.19%）等。其中年龄、基础性疾病、侵袭性操作、住院时间、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肝功能状况等因素是终末期肝病患者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并发症中腹水、肝性脑病以及低钠血症是诱发终末期肝病患者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终末期肝病合并细菌感染的感染发生率91.2%，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肺部、 腹腔、胆道系统；共获得病原菌菌株91株（25.1%）感染细菌，以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居多。年龄、基础性疾病、侵袭性操作、住院时间、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肝功能状况等因素是终末期肝病患者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并发症中腹水、肝性脑病以及低钠血症诱发终末期肝病患者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合并感染的终末期肝病患者预后更差。

 

肝硬化合并反应性穿通性胶原病一例

韩笑笑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摘要】反应性穿通性胶原病（reactive perforating collagenosis，RPC）是肝病患者少见的皮肤并发症之一，是一种以变性胶原经表皮排出，伴明显瘙痒为特征的穿通性皮肤病。RPC较少见，病因不明，成人发病多伴有系统性疾病，称获得性 RPC（acquired RPC，ARPC），见于糖尿病、慢性肾衰、肝病、肺纤维化、艾滋病等，主要以糖尿病及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常见。本文报道 1 例肝硬化合并 RPC 的病例，患者为老年男性，皮肤表现为变性胶原经表皮排出形成皮疹，皮损病理见“胶原穿出”现象，经外用莫匹罗星软膏(百多邦)、丙酸氟替卡松乳膏，尿素乳膏治疗有效，该病例有助于提高临床医师对 RPC 的认识，同时为肝硬化伴发 RPC 的患者治疗提供参考。

 

 

 

荔枝草致急性肝损伤

袁玲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1例70岁女性患者长期服用荔枝草半年后出现明显不适，入院前 4 d 出现乏力、纳差，皮肤、巩膜黄染，肝功能异常。实验室检查：总胆红素 60.0μmol/l，直接胆红素 36.5μmol/l ，间接胆红素 23.5μmol/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1282.0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95.2u/l，γ-谷氨酰基转移酶 338.7u/L，碱性磷酸酶 263u/l，总胆固醇 5.76mmol/L，乳酸脱氢酶 265u/L，羟丁酸脱氢酶 146u/L，总胆汁酸 100.0μmol/L。腹部磁共振检查示肝内多发血管瘤。肝右叶小囊肿。肝内多发异常强化，考虑异常灌注？左肾微小囊肿；经实验室各项检查可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肝豆状核变性等其他原因导致的肝损伤，考虑本例患者的肝损伤与荔枝草有关。给予异甘草酸镁注射液、多烯磷脂酰胆碱注射液、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和苦黄注射液和熊去氧胆酸等保肝药物治疗，15 d 后，患者症状基本消失，实验室检查示直接胆红素 6.0μmol/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71.6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57.8u/l ，γ-谷氨酰基转移酶 248.1u/L，碱性磷酸酶 226u/l。

 

 

BMI在不同叶酸形式与青少年肝脏脂肪变性和肝纤维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温敬利、张振江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分院）

背景：大多数研究探讨了血清总叶酸与成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关系，但尚未有关于不同形式的叶酸与青少年肝脏脂肪变性或肝脏纤维化的关系的研究。

 

目的：研究不同形式的叶酸与青少年肝脏脂肪变性或肝脏纤维化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BMI在这种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这项横断面研究包括2017-2018年国民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调查周期中拥有完整数据的549名参与者。4项叶酸数据(红细胞叶酸、血清总叶酸、5-甲基四氢叶酸和人工叶酸)纳入本研究。受控衰减参数(CAP)和肝脏硬度来自肝脏超声瞬时弹性成像结果。用线性回归分析不同形式的叶酸与CAP或肝脏纤维化的关系，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形式的叶酸与NAFLD或显著纤维化的关系。我们还使用限制三次样条法分析了不同形式的叶酸与NAFLD或显著纤维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最后，我们使用基于回归的中介分析来区分叶酸对CAP或肝脏纤维化的直接和BMI介导的影响。所有分析都调整了相关协变量。

 

结果：CAP平均值为223.02dB/m，肝脏硬度平均值为5.03kPa.。在模型2中，血清总叶酸(β：-18.53；95%CI：-29.32~-7.73)和5-甲基四氢叶酸(β：-14.13；95%CI：-28.98~-7.86)与CAP呈负相关。然而，在模型3中进一步调整体重指数时，这种负相关性不再存在(血清总叶酸：β：-7.61；95%CI：-16.77~-1.55；5-甲基四氢叶酸：β：-7.10；95%CI：-16.08~1.88)。同样，在模型2中，血清总叶酸或5-甲基四氢叶酸与肝脏硬呈负相关。在模型2和模型3中，红细胞叶酸或人工叶酸与CAP或肝脏硬度均无显著相关性。不同叶酸形式与NAFLD或显著肝纤维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不显著。据估计，76%的血清总叶酸与CAP之间的关联是由BMI介导的。BMI在血清总叶酸与肝脏硬度总相关性中的中介比例为50%。同样，我们发现BMI显著地调节了5-甲基-四氢叶酸与CAP或肝脏硬度之间的关系，中介比率分别为77%和49%。

 

结论：我们的结果表明，血清叶酸水平与青少年肝脏脂肪变性或肝脏硬度呈负相关，BMI在这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核酸测序辅助诊断一例误诊为湿疹的麻风

张惠娟

江苏省宿迁市传染病医院（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托管）

 

目的：通过2022年03月03日我院收治一例麻风病人病历进行分析，麻风菌核酸测序试验为麻风早期诊断和治疗工作提供依据，避免发生畸残。

方法：患者，女，40岁，于2021年01月无明显诱因发现腹部出现两块不痛不痒红斑，起初大小约3.0cm*3.0cm，两侧对称，大小相似，未作处理，后无明显诱因红斑逐渐扩大，于2021年03月至2021年06月期间先后多家医院就诊，诊断“湿疹”，予以外用激素类药膏涂抹，无效果。后2021年10月28日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考虑麻风可能，完善腹部皮损病理:经深切:表皮大致正常，真皮浅深层血管、汗腺及神经周围可见灶状淋巴细胞浸润，少量组织细胞，抗酸染色可见个别杆菌；完善皮肤组织液查菌:均阴性；予以“多西环素、甘草酸”等治疗后无效果。患者仍考虑麻风可能性大，于2021年11月12日完善麻风菌核酸测序鉴定:阴性。考虑患者实验室检查仍不能支持患者麻风诊断，遂于2022年02月10日再次行麻风菌核酸测序鉴定:阳性。同期麻风抗体(A/B/C):阴性。2022年03月03日转入我院再次完善皮肤查菌：左眶上抗酸杆菌(1+)。专科检查：双侧脸颊潮红，腹部两侧分别可见一块形态不规则浸润性淡红色斑块，表面粗糙，对称分布，右侧大小约24.0cmx13.0cm，左侧大小约25.0cmx12.0cm，部分皮损边缘清楚，微微隆起，皮损中央未见 “免疫区”，痛觉、温觉及触觉轻度丧失，针刺有反应，全身未触及粗大的周围神经。

结果：本案例患者存在不痛不痒对称红斑，类似湿疹，久治不愈，给予皮肤组织液查菌、麻风抗体、初次麻风菌核酸测序等实验室检查均阴性情况下，但是皮损的临床表现高度疑似麻风，再次完善麻风菌核酸测序鉴定阳性及皮肤组织液查菌阳性，结合临床表现及体格检查及实验室检查，最终诊断偏结核样型界限类麻风（BT），给予MDT-MB方案联合化疗1年，连续随访2年，目前患者皮损未再持续扩大，较治疗前略缩小，皮损颜色变为浅褐色沉着斑块，表面皮肤干燥，无痛温觉障碍、肢体畸形及麻风反应，恢复正常生活。

讨论：对于高度疑似麻风患者，各项传统检查均阴性的情况下，麻风菌核酸测序技术在麻风早期诊断过程中值得推广应用。

 

强化血糖控制治疗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效果及可行性分析

王海丽

宿迁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探究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在强化血糖控制治疗下的效果。方法：选择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进行本次研究，病例数68例，筛选时间2022年12月至2023年12月。奇偶数法将患者分组，组别对照组（34例）、研究组（34例）。对照组常规治疗。研究组强化血糖控制治疗。比较治疗总有效率、不良反应。对比血糖指标及胰岛功能。对比结核病灶空洞闭合及吸收程度、痰菌转阴率。比较两组血糖变异性指标。结果：治疗总有效率两组间更高的一组是研究组（P＜0.05）。不良反应组间进行发生率对比，差异未见显著性（P＞0.05）。研究组与对照组进行血糖指标、胰岛功能的对比。研究组治疗后空腹血糖比对照组低，餐后2小时血糖低于对照组，糖化血红蛋白低于对照组（P＜0.05）。胰岛素分泌指数高于对照组（P＜0.05）。胰岛素抵抗指数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比对照组结核病灶空洞闭合好、吸收程度好，研究组痰菌转阴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空腹血糖变异系数低于对照组。全天血糖标准差更小的一组是研究组。研究组血糖最大波动幅度小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接受强化血糖控制治疗效果显著，不良反应少，具有可行性。

 

先天性胆管闭锁行亲体肝移植术后成功1例

张惠娟

江苏省宿迁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报道先天性胆管闭锁婴儿先后行葛西术(Kasai)肝门空肠吻合术、亲体肝脏移植术，手术成功随访至今无不良反应1例。

方法:选择2020年01月20日我科收住一黄疸患儿病历进行分析。该患儿系足月顺产，出生史无特殊，患儿生后3天出现皮肤黄疸，予口服“茵栀黄颗粒、枯草杆菌二联活菌散”退黄治疗10余天，黄疸未见明显消退，住院后查肝功能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血培养、TORCH、病毒八项等检查均阴性;予蓝光光疗治疗后，黄疸较前好转，住院期间复查肝功能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较前下降，直接胆红素进行性升高，因未见白陶土样大便，嘱回家口服“熊去氧胆酸片”治疗一周复诊，后黄疸延迟消退，并持续性加重，粪便颜色逐渐变浅至白陶土色，直接胆红素进行升高。该患儿于2020年02月下旬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行胆管造影，确诊为先天性胆管闭锁，于2020年03月02日在该院初行葛西术(Kasai)-肝门空肠吻合术，术后黄疸明显减轻，症状一度好转。一直口服药物1月余，后再次出现黄染伴白陶土样大便;外院诊断为:慢性肝病、肝硬化、胆道闭锁、脾肿大，于2020年08月30日行亲体肝脏移植手术，手术顺利，于2020-09-17出院，出院口服药物巩固治疗至今。

结果:总结该病例、该患儿因生后皮肤黏膜黄染入院，经治疗后无明显消退，逐渐出现直胆升高、陶土样大便等表现，诊断为先天性胆道闭锁，行肝门空肠吻合术后一个月再次出现胆汁淤积性及肝硬化表现，遂予以亲体肝移植手术，手术顺利，术后患儿恢复良好，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随诊至今。现患儿生后2岁，体格发育、大运动发育、语言发育、社交能力等均与同龄儿相仿，肝功能等指标暂无异常，无任何不良反应。

讨论:先天性胆管闭锁是新生儿结合胆红素升高的常见原因，对该疾病的治疗目前公认的以外科手术治疗为主。肝门空肠吻合术可缓解早期症状，但肝移植手术为根治手术。早期针对亲体供肝的活体肝移植手术对于先天性胆管闭锁的治疗可大大提高生存率，为先天性胆管闭锁的治疗指明方向。

恙虫病肝功能损害的炎症指标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杨东、刘瑞霞  邬海燕 侯瑞军  闫京京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

【摘要】目的 探讨恙虫病并发肝功能损害患者的炎症指标特点及中重度肝损害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2016年01月2020年12月我院住院且出院诊断恙虫病143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肝功能水平分为肝功能正常组、轻度肝功能损害组、中重度肝功能损害组。分析血常规、生化等指标在恙虫病患者中的改变；对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并对独立危险因素的预测价值进行分析。结果 恙虫病患者肝功能正常组、肝功能轻度损害组、肝功能中重度损害组中患者的性别(13/19,16/32,17/46,c2=1.855)、年龄(58.22±9.58,56.85±13.54,53.14±12.44,c2=5.667)及患病时间(6.66±2.57,7.19±3.23,7.98±3.59,c2=4.244)无统计学差异(P>0.05)，生化指标中的总胆红素水平(11.12±5.66,12.77±12.55,10.78±3.93,c2=0.226)也无统计学差异(P>0.05)。肝功能中重度损害组患者的住院时间(12.67±5.25)、淋巴细胞计数(3.19±1.51)、谷丙转氨酶(190.95±97.66)、谷草转氨酶(142.24±95.94)、谷氨酰转肽酶(152.38±133.05)、碱性磷酸酶(144.96±82.29)、b2微球蛋白(7.17±9.13)、纤维蛋白原(3.60±0.54)、C-反应蛋白(44.61±17.10)显著高于肝功能正常组(8.50±2.96, 1.94±0.84,35.18±10.01,33.83±12.06,43.85±30.45,83.13±34.27,4.05±1.41,3.17±0.69,20.60±14.18,)及肝功能轻度损害组(10.35±5.03,2.50±1.22,72.65±14.01,66.65±23.45, 74.63±67.64,101.88±51.92,4.75±1.86,3.18±0.72,41.38±35.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18.512,c2=16.633，c2=122.907，c2=95.379，c2=37.131，c2=22.120，c2=16.437，c2=12.59，c2=37.582，P<0.05)。肝功能中重度损害组患者的白细胞计数(4.90±1.29)、血小板计数(115.29±31.45)显著低于肝功能正常组（5.99±2.08，157.63±51.09）及肝功能轻度损害组（5.61±1.84，128.45±35.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11.582，c2=26.340，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计数（OR=0.536，95%CI：0.348~0.826）、淋巴细胞计数（OR=3.457，95%CI：1.736~6.884）、血小板计数（OR=0.979，95%CI：0.960~0.998）、纤维蛋白原（OR=5.275，95%CI：1.686~16.507）、b2-微球蛋白（OR=2.011，95%CI：1.169~3.460）是恙虫病患者发生中重度肝功能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淋巴细胞计数的ROC曲线下面积（0.678）最大，其次为纤维蛋白原（0.674）、b2微球蛋白（0.672）、白细胞计数（0.337），血小板计数的ROC曲线下面积（0.281）最小。结论 联合检测恙虫病患者的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纤维蛋白原、b2-微球蛋白水平，可以反应恙虫病患者肝功能损害程度，对病情进展评估也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肝脓肿合并肝内胆管细胞癌7例诊治体会

杨东、赵海燕  刘瑞霞  邬海燕 侯瑞军  洪伟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肝脓肿合并肝内胆管细胞癌的诊断与治疗经验。方法 对7例肝脓肿合并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病例资料经行回顾性分析，对诊断方法、治疗及预后进行总结。结果 所有病例均检测血常规、肝功能、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CA199、CA50。肿瘤标记物与同时期11例单纯肝脓肿相比，CA199、CA50有显著性差异（P＜0.05）。肝脓肿合并肝内胆管细胞癌既往病史以肝内外胆道结石（71.4% 5/7）最多，其次为慢性病毒性肝炎（57.1% 4/7）；病灶发生部位以肝右叶多见；肝脓肿合并肝内胆管细胞癌发生类白血病反应易掩盖肝内胆管细胞癌且加重病情。结论 肝脓肿病例应高度怀疑是否有肝内胆管细胞癌，上腹部增强CT、磁共振结合肝穿刺引流病理检查帮助诊断肝脓肿合并肝内胆管细胞癌。糖类抗原199（CA199）、糖类抗原50（CA50）有助于肝内胆管细胞癌诊断，肝脓肿合并肝内胆管细胞癌预后差。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与乙肝肝硬化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关系

赵海燕、洪伟、侯瑞军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

目的 分析乙肝肝硬化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特点，探讨FT3与乙肝肝硬化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收集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宿迁医院2016年1月至2022年6月住院乙肝肝硬化患者，并随访至2023年11月30日，纳入病历资料完整且完成随访的乙肝肝硬化患者420例，中位随访时间51（32，67）月。比较乙肝肝硬化代偿期及失代偿期甲状腺激素水平，分析乙肝肝硬化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Child-Pugh 评分和MELD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比较乙肝肝硬化死亡组与存活组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差异。Cox回归分析与乙肝肝硬化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FT3对乙肝肝硬化死亡的预测价值，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分析患者长期生存情况。结果  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中低T3和低FT3的发生率明显增高，分别占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34.3%和24.8%。乙肝肝硬化失代偿期甲状腺激素水平均较乙肝肝硬化代偿期降低，T3、FT3两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甲状腺激素FT3、T3、T4、TSH与Meld评分、Child-Pugh评分呈负相关，FT4与Meld评分、Child-Pugh评分无相关性。乙肝肝硬化患者死亡组FT3为3.46（2.96，4.33）pmol/L，低于存活组4.59（3.95，5.14）pmol/L，（z=-6.374，p<0.001）；死亡组T3为 1.35（1.10，1.70）nmol/L，低于存活组1.77（1.51，2.04）nmol/L，（z=-5.583，p<0.001）。 单因素Cox回归分析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FT3与乙肝肝硬化患者死亡相关。FT3预测乙肝肝硬化患者1年，2年，3年，4年，5年及总死亡患者的AUROC（95%可信区间）分别为0.787（0.712，0.862），0.750(0.677,0.822)，0.743(0.675,0.811)，0.758（0.694，0.822），0.748(0.683,0.813)，0.743（0.678，0.808），与MELD评分及Child-Pugh评分无明显差异。FT3＜3.1pmol/L组的患者的死亡率明显高于FT3≥3.1pmol/L组的患者， (Log-rankP＜0.001)。结论 血清FT3水平是乙肝肝硬化患者长期预后的保护因素，血清FT3水平在诊断乙肝肝硬化严重程度及长期预后方面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血清铁蛋白变化在恙虫病合并肝损伤中的临床检验与诊断应用价值

姬会春、朱芳、费媛媛、张振江

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分院

目的 探讨血清铁蛋白(SF)在恙虫病合并肝损伤的变化水平在临床检验与诊断中应用价值，为早期诊治恙虫病合并肝损伤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0月—2023年11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84例住院的恙虫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肝功能是否异常分为肝损伤组(44例)及非肝损伤组(40例)，分析两组患者的白细胞(WBC)、血小板(PLT)、铁蛋白(SF)、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等指标的差异，正态分布数据均数±标准差(`x±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M(Q1 ,Q3)表示；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恙虫病发生肝损伤的危险因素，ROC曲线下面积评估PLT、SF对恙虫病的检测与诊断的应用价值。 结果 恙虫病合并肝损伤组患者的SF、ALT、AST水平高于非肝损伤组[931.71(429.05,1555.52) vs 377.65(239.75,677.24)、105.60(70.25,163.25) vs 39.1(25.18 ,47.38) 、95.35(70.23,129.00)vs 42.90(26.98 ,55.2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LT低于非肝损伤组(155.91±55.25 vs 186.68±67.9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SF升高、PLT降低是发生恙虫病合并肝损伤的可能独立危险因素(P<0.05)。SF的曲线下面积(AUC)0.746，PLT曲线下面积(AUC)0.641。 结论 血小板、铁蛋白对恙虫病出现肝损伤的患者存在一定的预测作用，可作为辅助诊断恙虫病合并肝损伤的指标。

 

 

伴有PKHD1基因突变布加综合征一例

姬会春¹、费媛媛¹、张振江¹、朱传龙²

1. 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分院

2. 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现报道我院一例伴有PKHD1基因突变的布加综合征的临床特点，以帮助临床医师提高对疑难肝病的诊治水平。方法：收集一例不明原因肝硬化中年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诊治过程，进行相关的文献检索及复习。结果：患者以三系减低为主要表现收治入科，入科后行超声及磁共振检查提示存在肝硬化，肝静脉及下腔静脉血管超声亦未提示病变，进一步行肝穿刺检查存在肝脏慢性淤血的表现，布加综合征可能，行磁共振增强检查考虑为隔膜型布加综合征，同时行基因检测存在PKHD1单基因杂合突变，追问家族史家庭成员均已证实无肝硬化表现，最终诊断为伴有PKHD1基因突变的布加综合征。结论：布加综合征是引起的以肝后型门静脉高压和下腔静脉高压为主要表现的复杂性肝脏疾病，容易漏诊及误诊，主要依靠影像学检查得出结论;PKHD1基因突变可导致以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为主要表现的先天性纤维化，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本例患者经过进一步肝穿刺及基因检测确诊为存在PKHD1基因突变的布加综合征，提醒临床医师工作中在寻找肝硬化的病因时，避免固定的思维模式，积极行肝穿刺病理活检及基因检测等多种检测手段可能为进一步诊断及鉴别诊断提供依据。

 

血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原发性肝癌发病风险的相关性研究

陈茂伟、朱振艺

宿迁市钟吾医院

【摘要】：目的：研究血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原发性肝癌发病风险的相关性。方法：以我院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收治的15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另选取同期进行健康体检的患者150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不同肝功能、不同TNM分期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AFP、CA19-9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与AFP、CA19-9、肝功能、TNM分期的相关性。结果：观察组的空腹血糖（t=9.171，P=0.000）、餐后2小时血糖（t=7.667，P=0.000）、糖化血红蛋白（t=5.654，P=0.000）、AFP（t=47.837，P=0.000）、CA19-9（t=244.948，P=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Ⅰ-Ⅱ期组空腹血糖（t=2.669，P=0.008）、餐后2小时血糖（t=3.557，P=0.001）、糖化血红蛋白（t=2.267，P=0.025）、AFP（t=2.198，P=0.030）、CA19-9（t=29.647，P=0.000）显著低于Ⅲ-Ⅳ期组；不同肝功能患者的空腹血糖（F=7.699，P=0.000）、餐后2小时血糖（F=17.084，P=0.000）、糖化血红蛋白（F=19.302，P=0.000）、AFP（F=19.361，P=0.000）、CA19-9（F=15.923，P=0.000）；通过相关性分析，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与AFP、CA19-9、肝功能以及TNM分期呈现正相关性。结论：血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与原发性肝癌发病风险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可作为日后诊断以及疾病进展的重要参考。

 

柴胡疏肝散加减联合TAF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治疗中的疗效分析

孙志堂、单红利、钱涛、吴笑

沭阳县中医院

本研究旨在探讨柴胡疏肝散加减联合TAF（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在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B）患者中的治疗效果。通过对2023年01月-2024年01月68例CHB患者进行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柴胡疏肝散加减联合TAF与单纯使用TAF的治疗效果。

 

乙型肝炎肝衰竭住院患者肺部感染的病原菌特点及预后分析

徐小国、司进枚、陈民、应学敏

沭阳医院

目的 探讨乙型肝炎肝衰竭住院患者肺部感染的病原菌特点及其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103例2019年1月-2021年1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沭阳医院收治乙型肝炎肝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入院后均行内科常规支持治疗及常规抗乙型肝炎病毒（HBV）治疗，住院治疗结束后均行1年院外随访，每3个月一次，依据患者存活情况分为预后良好与预后不良组。患者住院治疗期间积极观察肺部感染发生情况，对于出现肺部感染者开展病原学培养，分析病原菌分布。同时比较两组基线资料［年龄、性别、体质指数、肝衰竭分类、是否合并乙型肝炎家族史、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是否合并肺部感染、是否电解质紊乱］及实验室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小板计数（PLT）、尿素氮（BUN）、肌酐（SCr）、乙型肝炎病毒DNA（HBV DNA）、乙型肝炎e抗原（HBeAg）］差异，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明确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结果 103例患者中20例住院期间出现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9.4％。20例肺部感染患者均完成病原学培养，共分离出病原菌57株，其中革兰阳性菌8株，占比14.0％，革兰阴性菌19株，占比33.3％，真菌30株，占比52.6％。预后不良组年龄≥60岁占比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72.9％对40.9％，P＜0.05），预后不良组MELD评分＞18分占比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57.6％对34.1％，P＜0.05），预后不良组肺部感染占比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30.5％对4.6％，P＜0.05），预后不良组电解质紊乱占比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25.4％对6.8％，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分析年龄≥60岁、MELD评分＞18分及肺部感染、电解质紊乱是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肺部感染是乙型肝炎肝衰竭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之一，对于住院治疗期间出现肺部感染的患者应当及时行病原菌分析，及时使用有效的广谱抗生素进行治疗，以改善其预后。

 

 

HBeAg与抗-HBe同时阳性HBV感染者的流行及临床意义

薛荣荣¹、咸建春²

1.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 泰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探讨HBeAg与抗-HBe同时阳性HBV感染者（eAgb)的流行及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2021年08月01日至2022年07月31日期间的住院患者的人口统计学与HBV血清标志物（HBV-M）资料。用SPSS27.0对数据统计分析，分析其流行率及可能的临床意义。 结果：符合研究条件者共73 942例，男35 881例（48.5%），中位年龄57（43 - 68）岁；eAgb者占HBsAg阳性者5.7%（192/3 356），HBeAg阳性者的33.9%（193/570）。其在HBsAg阳性者中的流行率随年龄增长从15 ~ 30岁的9.9%逐渐下降到≥81岁的1.1%。并肝硬化者84例（84/192，44%）。在34例有有HBV DNA结果且未抗病毒治疗者34例中，接近三分之一患者已形成肝硬化（10/34,29.4%），91.2%（31/34）HBV DNA异常（中位数为128 500IU/mL），均有肝功能异常。通过与HBeAg阳性但抗-HBe阴性及抗-HBe阳性但HBeAg阴性人群相比提示eAgb者可能为HBeAg阴转或转换的早期。  结论：HBeAg与抗-HBe同时阳性者占HBsAg阳性者的5.7%，在HBeAg阳性者占33.9%。其在HBsAg中的流行率随年龄增大逐渐下降。多伴有肝功能异常，肝硬化发生率较高，在自然史中倾向于为HBeAg阴转或转换早期。

 

慢性肝炎导致肝癌治疗的临床研究

杜水英

沭阳仁慈医院

性乙型肝炎（CHB）是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其长期进展可能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对CHB及其相关肝癌的治疗策略也在不断更新和优化。本文旨在概述慢性肝炎导致肝癌的临床治疗研究进展。

 

一、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进展

 

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主要包括抗病毒治疗和保肝治疗。抗病毒治疗是抑制乙型肝炎病毒（HBV）复制，降低肝硬化和肝癌风险的关键。核苷（酸）类似物是常用的抗病毒药物，其明显降低了CHB相关肝癌的发生，但尚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因此，对CHB患者进行长期、规范的抗病毒治疗至关重要。

 

二、肝癌的治疗策略

 

肝癌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手术治疗、放疗、消融治疗等。对于早期肝癌，手术切除或肝移植是首选的治疗方法。对于中晚期肝癌，放疗和消融治疗可以作为辅助治疗手段。此外，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智能化外科手术的应用为肝癌术前规划和术中导航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保障。

 

三、慢性肝炎导致肝癌的临床研究

 

近年来，多项临床研究关注慢性肝炎导致肝癌的治疗。其中，中国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珠峰）工程项目（以下简称“珠峰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果。该项目已入组患者22507例，临床治愈3803例，治疗36周以上患者的48周HBsAg清除率达到33.2%，初步形成慢性乙型肝炎核苷（酸）经治患者临床治愈的基本治疗规范。这些研究成果为慢性肝炎导致肝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异甘草酸镁注射液在重症肝炎中的治疗效果评价

王守兵

泗阳县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研析在临床治疗时，对重症肝炎患者，施以异甘草酸镁注射液治疗的效果。方法：收入本院2022年1月-2023年4月，重症肝炎患者，人数70人，数字法随机分2组，给予不同治疗，对比不良反应和肝功能指标，凝血功能、PTA。结果：相较对照组，研究组治疗效果更佳（P<0.05），凝血功能、PTA，肝功能指标和不良反应降低（P<0.05）。结论：在临床治疗时，对重症肝炎患者，施以异甘草酸镁注射液治疗是有实质效果的，具有临床价值。